动态储备，即将“三分之一的储备粮食，根据相关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其规模、库存形态、地理布局及品种结构相应进行合理调整和轮换”。这个动态粮食储备，大约在0.5亿吨左右。

　　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中央储备粮系统拥有1380多座国家粮食储备库，总仓容高达2.95亿吨。

　　目前，国家储备粮以小麦、稻米、玉米为主，其中，小麦占50%以上，稻谷占30%上下，玉米占17%左右，其他豆类占3%左右。

　　其中，主产区、主销区和基本平衡区储备粮比例保持在4.5：3.0：2.5的比例，即“粮食主产区的储备粮应占1125亿～1350亿斤，粮食主销区应占750亿～900亿斤，粮食基本平衡区应占625亿～750亿斤”，丁声俊分析。

　　低效补贴是“症结”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是“由粮食购销企业按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再由粮食风险基金对购销企业给予超储费用、利息补贴”。

　　北京农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忠伟调研发现“这种把补贴补在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做法，人为地加长了补贴传导链条，落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4月16日，何忠伟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

　　他说，实行保护价这种间接性补贴政策效率很低，据财政部测算，我国价格补贴的效率仅为14%，而发达国家为25%，即国家补贴10元，农民只能得到1.4元。

　　在他看来，“国有粮食流通企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国有粮食流通企业要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有粮食流通企业又担负着部分政府职能，扮演着粮食管理者和调控者的角色。

　　在粮食补贴政策执行中，国有粮食流通企业垄断收购渠道，排挤其他粮食经营者。“行政干预使粮食的收购价格维持在一个比市场价稍高的水平，但并没有增加消费者剩余，”何忠伟分析，“消费者仍然要用比较高的价格购买粮食。”

　　他对记者具体分析了国有粮食流通企业补贴成本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收购资金占用、粮库费用、贷款利息和损耗、陈化费用等。”据统计， 1993年中央财政对粮食企业补贴为230.3亿元，中央储备补贴为67.44亿元，地方储备补贴为19.74亿元。

　　而到2003年，中央财政对粮食企业补贴增加345.72亿元，年均增长率13.64%，中央储备补贴增加152.44亿元，地方储备补贴增加113.53亿元，超储粮补贴82.27亿元。此外，仓库费用、仓储损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间接成本包括寻租成本和监督成本。”何忠伟分析，这与粮食企业的政府功能和企业功能不分，企业出于利益驱动，产生各种“寻租”行为，欺报、瞒报收储量以骗取或套取补贴，挪用、截留收购资金，用较低的贿赂成本争取将“合理库存”定得很低，以获取较多的粮食以得到国家补贴。

　　为防范上述状况的产生，国家为此规定“库贷挂钩、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

　　事实上，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使得我国粮食一直停留在较低价位上，“政府的粮食补贴政策过分倾斜粮食消费者、流通领域。”但何忠伟同时担忧，将对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转化为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这是存量式改革，阻力很大。

　　“因此，在一定期限内，除了正常的农业投入外，还要增拨一笔粮食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填补粮食亏损挂账和解决国有粮食企业冗员问题；或者拍卖一部分不重要的粮库，既可弥补改革专项资金的不足，又可壮大民营粮食企业的经营实力。”何忠伟说。

　　“这确实是过渡性政策。”我国粮食批发市场与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国家粮食局顾问、郑州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名誉董事长李经谋4月7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总体说，最低收购保护价政策是成功的，它保护了农民利益，但这种方式还是与市场经济有相违背的地方。

　　他为此建议“目标价格”，即：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粮食总量平衡、粮食价格水平以及粮农收益率等因素制定一种对粮农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性价格，如市场平均价格达不到目标价格水平，国家对粮农进行差价补贴，反之则自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