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与改革开放以前比较,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但仍然滞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滞后于GDP的增长率。此外,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53.0%,工资性收入占38.6%,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只占8.5%。虽然家庭经营仍然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在新增加收入中,打工收入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表现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2001年的28.6%提高到了 2007年的47.5%。农民工在非农产业就业面临的特殊制度性约束,为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带来很大风险,在遭遇宏观经济周期性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是最早失去工作的劳动者群体。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的预期不稳定,加上社会保障不健全,防范基本生活冲击的能力弱,还为他们进行基本生活消费造成了后顾之忧。

        城乡居民收入都以较快速度增长但农民收入增长相对慢,从而形成较大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消费差距这个事实,形成了城乡之间消费模式上的梯次性,即两者既有空间上的差异性,又有时间上的继起性。随着农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消费模式会重复城市居民已经走过的道路。这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一个赶超空间,也为消费品生产提供了一个产能过剩的缓解空间。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因外需减少和城市消费水平下降而形成的普通消费品的过剩生产能力,可以通过开拓农村市场而获得释放。虽然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但是,由于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其消化过剩产能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由此可见,诸如“家电下乡”的做法及其拓展项目,应该是有效刺激农民消费的举措。

        然而,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关键在于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并通过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解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针对农村居民中的不同群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民生稳定。

        保民生:难点在农民

        我们现在所说的农民,实际上是一个较其传统意义远为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即他们是由各具特点的不同群体所构成。第一个群体是作为农村常住人口的务农劳动力,大致有1.8亿-2.3亿人。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于非农产业,这部分务农劳动者的收入仍然偏低,农户增收主要还是依靠非农就业。第二个群体是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大致有2.3亿人。在他们当中,有1.5亿人在本地或外地的乡镇企业就业,其余的8000万-9000万则进入城市务工。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由于农民工通常是异地打工,不具备打工地的居民身份,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脆弱的地位。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他们所面对的是严重的就业和生活困难。

        第一,伴随着金融危机对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的严重影响,农民工的就业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冲击。他们最先受到失业影响。一部分人得以保持了就业岗位,但许多人处于就业不足以至工资水平下降的状态;另一部分留在城市寻找新的岗位,也有一部分失业返乡,成为潜在的回流农业劳动力。在春节之前,已经有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加上数百万新成长的潜在外出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压力可能高达2500万。在外向型企业获得足够的定单之前,岗位的恢复是有限的。由于农民工遭遇的主要是周期性失业冲击,因此,旨在稳定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其他政策手段,应该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实施,并把农民工的就业,放在与其他就业群体同等的地位给予扶持。

        第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就是青年就业问题。解决这个群体的就业面临着三个现实的难题,使得现实中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首先,根据调查,有1000万农民工已经没有承包土地。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回到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其次,由于农民工中40%-50%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80后、90后青年, 从未有过务农的经历,大多数也没有务农的意愿。最后,这个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以初中毕业为主,并不完全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要求。经济低迷时期,往往也是产业结构调整最急剧的时期,具体来说,沿海地区将加快产业升级的过程,并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一道,构成产业转移和重组。这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决青年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出路在教育和培训。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无疑可以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得以尽快实现就业再就业。从劳动者群体来看,参与培训和延长在校时间可以延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机,缓解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