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这是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高额补贴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基于苏联、东南亚和中国的实证资料研究，并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问问农民，为什么种粮不赚钱但大多数还坚持种粮，就会体会到小农家庭农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对抗产业化粮油企业，背后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如美国政府那么有钱。

　　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才会说：“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

　　如若说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把他们一个个形单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国财政部同台竞争的擂台上。然而，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后，美国政府会为他们买单，做出“金降落”(记者注：对被收购者的高额补偿费)的制度安排。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却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就业帮助。

　　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咨询者，会看到美国产业化农场模式的表面成功，却对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国家，甚至中国自己产业化农场失败的事实视而不见。这种咄咄怪事，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人们却视而不见。

　　中国如何应对“食物帝国”挑战？

　　记者：有很多分析认为，美国的“生物能源计划”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粮食武器”。乙醇汽油并不能根本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却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芝加哥商品市场大宗粮食期货暴涨，则成为现货市场全球粮价上涨的背后推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这真是“粮食武器”，它要打击谁？为什么？

　　周立：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全球性粮食、能源战略，并有能力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石油储备、粮食储备以及生物能源计划，都服从于整个全球战略。美国期货市场、现货市场的价格联动，是有意策划，还是因应全球粮价变动以及供求变化的市场行为？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还不足以做出判断。

　　但是，食物帝国的扩张，不在于一时、一地。而且，食物帝国的主导者，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中，涨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经做到了赢家通吃。不是帝国核心成员的经济体，自然而然，是一轮又一轮粮食价格波动的输家。

　　记者：我曾做过中国大豆的调查，发现去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源头是国际大豆价格暴涨，而中国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对外依赖性很强。您认为在一个由“食物帝国”控制的时代，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粮食政策和农业政策需把握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立：中国选择了让部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就选择了愿意让这部分农产品接受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控制。入世以来，中国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国控制。玉米，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饲料价格、生猪等肉禽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