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不能失信于民。一旦保护价出台了，不能因为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就开始压级压价，短斤少两，甚至打白条。这样的事情干一次，十年也难消除农民对政策的不信任。

　　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是粮食安全保障的核心。我国粮食产量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1984年的4亿吨，从1997年的5.015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5亿吨，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防止政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强化农民保护土地的主体地位。因为“粮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农民集体不再能够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这只会加剧土地的征占。政府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而补偿给农民的却是30年土地承包权，地方政府获得巨大的级差地租。指望无偿获得巨大级差地租的地方政府保护耕地，显然是说不通的，这就是中国虽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地乱征乱占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要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

　　第四，防止耕地减少和地力下降。政府还要完善或建立“地权登记、土地估价和地价公开”制度，建立国家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合作金融，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政府要大力奖励农民、农民集体、企业依法造田和改良土地；也要用税收政策惩罚随意撂荒和非法休耕行为。农民所有的土地，地力增加了，土地估价就高了，依据法定的土地估价实行抵押或流转，农民才有依法造田和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土地农转非是城市化、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农地会“自然”减少；但只要政策正确，调动农民造田和培养地力的积极性，是可以大大改善农地“经济供给”的。

　　第五，避免农业水利和技术服务完全市场化。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水利和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的改革，小农家庭经营是无法承受水利和技术服务市场化价格的，这样的改革必将危小农家庭经营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水利和技术服务只能以国家服务和农民组织内部服务为主，政府要承担农业水利和技术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第六，要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石油超过了100美元/桶，这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前景。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将会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高代价时代。

　　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决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世界人民的吃饭权。

　　第七，要避免“资本家改造小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说的：只有规模经营，农业才有竞争力。所以，要“鼓励资本家下乡改造小农”，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具有极高欺骗性的“理论”，其实不然。因为，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相比，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中国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生产制度基础就动摇了；不仅粮食安全的生产基础会动摇，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的基础也会瓦解。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下乡强制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应该走农民自主的现代化路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既有利农民又有利国家粮食安全。所以，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中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资本改造小农。这是个长期的政策策略。

　　第八，避免粮食安全依赖国际市场，确立“粮食自给”为基本国策。粮食不是一般商品，特别是当今世界，粮食、石油、美元和金融等“一体化”了，粮食更不是一般商品了。经济学理论上讲，有钱就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买回粮食，但问题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恩格尔系数都很高，一旦车可以吃粮食了，指望国际市场获取粮食养活穷人，人会饿死的。如果“粮食自给”经常动摇，农业政策摇摆不定，必然会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这要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固定下来，长期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