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政府反映迅速。在非洲猪瘟疫情实验室确认15天后政府即启动非洲猪瘟应对紧急预案，严格限制生猪调运及扑杀带病生猪，将非洲猪瘟疫情的扩散范围主要控制在中南部。

    二是政府对于非洲猪瘟防控财政投入较大。1978年~1979年间巴西政府对于非洲猪瘟投入的财政支出即达1300万美元，非洲猪瘟发生以来政府累计支出超过2300万美元。充足的财政支持使得巴西专业的技术人员得到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有效培训；同时对养殖户被屠宰的生猪给予补偿也使得农场主愿意主动上报疫情。

    三是巴西政府对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宣传和信息交流充分，农户上报疫情积极性较高。由于财政补贴充分，养殖农场主愿意主动上报疫情。根据统计在主要疫情区圣卡塔琳娜州，75%疫点在发病后10天上报疫情，82%疫点在14天内上报。及时的通报疫情有效防控了非洲猪瘟疾病的进一步扩散。

    巴西根除非洲猪瘟的历史经验如下：政府积极引导：非洲猪瘟暴发时巴西正在经历一个政治自由化阶段，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巴西政府仍充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果断、积极严格执行根除计划，并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对民间团体进行引导。

    媒体对疫情的高度关注：非洲猪瘟危机期间所有巴西报纸上对疫情给予重点报道，这导致社会公众对关于动物健康常识有很好的认知。

    通畅的疫情通报机制：鼓励农民上报疫情，养殖户和兽医可以拨打免费电话，以便他们尽快通知政府。若通知延迟，疫情可能会在当地政府采用根除措施前进一步扩散。

    民主、自由地制定政策：养殖户通过协会和社区代表参与政策制定，协会和社区领导人对根除非洲猪瘟直接提出有效的建议，如培训巴西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非洲猪瘟实验室诊断，对养殖户被屠宰的动物给予补偿。

    政府财政给予大力支持：对发生疫情中生猪被扑杀和屠宰的养殖户给予补偿，1978年~1979年期间对屠宰猪的农场补偿约212万美元（按照1978年汇率），这两年疫情暴发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达到1300万美元（按照1978年汇率）。

    官方机构的有效配合：官方机构，特别是巴西兽医协会，在ASF暴发期间，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制作诊断、紧急处理非洲猪瘟疫情的标准化流程，制定官方宣传手册、在国家媒体上积极宣传疾病的演变，并定期对兽医进行专业化操作的培训，以便兽医更专业应对紧急疫情。

    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派遣专家帮助巴西建立诊断非洲猪瘟实验室；197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向巴西提供1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陈佳余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