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很多人听说过爱国公粮，但很少有人听过“爱国肉”，不过“爱国肉”确有其事，还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吃“爱国肉”，推动全民吃“爱国肉”热潮，由此促进消费，加快养猪业的发展。猪多、肥多、粮多，钱自然也多，农村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好景象。

    解放初期，农村经济单一，农民生活困苦，政府为发展农村经济、调动农民的养猪积极性，发放了养猪无息贷款，还供应饲料，促进养猪业快速发展。

    生猪养到150多斤，就要出售给镇上供销社食品部（后改为食品公司）；食品部将收来的猪宰杀了，自行立点供应，或批发给“肉墩头”商户零卖。由于民众手里没钱，购买力不强，供大于求，猪肉出现滞销，形成积压，成为各级干部棘手头痛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当年全国出现许多养猪大县，养猪户源源不断地将猪送来，县食品站只能收购，不能拒收。当时还没有冷冻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猪肉用盐腌起来，一片一片堆在仓库里保存，但保存时间也不宜过长。

    1955年的夏天，猪肉销售不乐观，供需矛盾更加尖锐，面对上级号召，一些供销社营业员当起猪肉的推销员，他们用大竹篮挑了猪肉，两人一组，串村过巷地兜售，并美其名曰“爱国肉”，每斤价格从0.74元降到0.58元，亏本部分由县政府财政补贴。

    如果农民手头紧，拿不出现金买猪肉，还可以赊欠到年底公社分配后偿还。营业员还动员社员多买多吃，吃不完的将猪肉腌起来。

    于是，“藏肉”于民，全国千家万户买“爱国肉”，一下子减少了积压，缓解了猪肉供需矛盾。这种买卖“爱国肉”的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两年后就取消了，恢复正常供应轨道。

    “爱国肉”价格便宜，其实只是表面现象，经济不发达才是问题主因。群众手里没有钱，再便宜也枉然，还是卖不出去。降价、赊欠等于打了一针强心针，虽然救得了一时，但长远之计还是要靠党的政策及市场的调节作用。

    1958年，养猪开始实行公私并举的方针，这在一定程度破坏了生产关系，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猪肉又成了稀缺物资。国家不得不采取凭票供应的办法，但也有“黑市”卖高价，一斤猪肉卖到2.5元，相当于“爱国肉”价格的四倍，还有谁吃得起呢？

    从赊销到卖高价，不足5年时间，历史与人们开了个大玩笑。物以稀为贵，货多不值钱。“爱国肉”也好，高价肉也罢，平衡市价靠的是物资充沛，货多了，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

    当年，我家经济主要收入就是养猪，父亲吃着“爱国肉”心里总觉得隐隐作痛，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喃喃自语地说：“完了，养猪没有希望了。”

    “爱国肉”是当年的特种产物，它是贫穷落后的印记、艰苦生活的象征。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摆脱了贫穷落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如今猪肉供销两旺，这才是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