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域性。农业科研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科研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和应用，要受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的制约，而运用的农业生产措施、物质手段、操作程序等，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

    （三）长期性。对植物育种、动物繁育等新品种的研究，既受动植物自身生命周期、自然气候环境的影响，又受农业生产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往往要通过多代的遗传、筛选、培育，才能育出新品种。如小麦育出一个新品种需要7~8年，因此，该研究具有长期性。

    （四）风险性。农业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产业，农业科研的风险集中表现在：一是农业科技发明创造难，主要是探索生物内部规律及其与外界因素的关系，它的发明创造周期较长、难度较大，充满不确定性。    

    二是农业科技应用难，不仅受到推广组织、推广方式以及推广人员素质的制约，还受到自然地域、市场环节、农民素质等多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三、我国农业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队伍，但创新能力尚未发挥出来，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3.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除大宗粮棉油等育种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外，我国育种工作还存在机制不活、管理不科学、引领产业能力薄弱等。突出表现如下方面：

    （一）农业科研投入总量不足，科研人员花费的精力“创收大于创新”。农业作为公益性、基础性的产业，其科研投入与其基础地位很不相称，没有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得到应有体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问题：

    1.投入强度偏低。据对有关数据分析，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为0.77%，远低于全国科研投资强度1.7%的水平；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为0.65%，低于政府科研投资强度0.8%的水平。

    2.财政基本支出严重不足，科研人员花费的精力“创收大于创新”。表现在财政基本支出保障不了农业科研人员和运转费用支出。以农业部三院（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科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财政基本支出对三院人员和运转费用保障率仅30%左右，科研人员工资待遇缺口达2/3，使一些高层次人才稳不住、留不下。

    3.项目稳定性支持比例过低，科研人员忙于“揽活”。据估计，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竞争性经费高达70%~80%，项目经费竞争现象比较严重。项目主持人在申请课题、应付各类检查等方面，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据调查，近20年来，骨干科研人员直接从事研究的时间比以前要减少23%。科研拔尖人才疲于争项目、揽活干。

    （二）农业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课题组）之间分工不明确，造成“越位”、“缺位”并存。国家部委对科研项目进行过程性的具体管理，取代了科研单位、课题组的管理责任；科研单位对项目不能有效发挥其指导、监督和管理作用。

    2.科研项目多头管理，造成课题重复、“一果多用”。农业研究课题来自多部委，缺乏统一协调，造成课题重复，研究经费使用效率不高。二是农业科技人员特别是项目主持人、学科带头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跑”项目、争经费，有的课题组同时承担多个相关类似的课题，因时间紧，往往是科研成果水平不高，甚至出现“一果多用”的现象。三是由于农业科研工作具有周期性长的特点，而国家科研立项时间主要按照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为实施周期，不能确保长周期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常常出现科研项目半途夭折。

    3.“节点式”经费管理不适应农业科研的要求。财务部门不能顾及农业科研工作特点，千篇一律地按照工程技术经费的管理方式进行“节点式”管理。经费预算和拨付采取年度拨款制度，由于经费拨付不及时，农业科研项目很难按照国家财政经费预算制度执行，按照规定项目经费当年用不完要上缴财政，所以年末“突击花钱”的现象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