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是三位一体的，就是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其中的风险交流就是很大程度上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包括科普宣传等一致。

目前，各个国家都在探索好的公众参与的机制和经验，我国在过去十多年也作了积极探索，这与整个政府的信息公开进程是相关的。

与其他很多领域类似，我想随着公众的关注热情和意识的提高，政治文明的推进，信息公开的机制会越来越健全，我对此还是充满信心的。

有没有生物安全的结论性说法

《科学时报》：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历经十多年，对生物安全有没有一个结论性的说法？

黄大昉：生物安全一般划分为环境安全和对人的健康安全的影响。关于环境安全，彭于发研究员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也作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的健康安全的影响。我想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经过我国历经十年的依法管理和严格评价，没有发现刚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这两个产品有食品安全问题。现在看，它和非转基因食品一样是安全的。

彭于发：从生物安全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科研人员的措辞都是很中性、客观的，同时安全性的结论也是相对的、动态的。

我们对生物安全方面的认识也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认识越来越清楚。以前最开始时，许多科学问题探讨的目标更多带有想象的假设的前提。经过多年的研究后，我们对潜在风险的认识更加有针对性，科学问题更加集中，实验设计更加严谨，进步很快，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例如，我国抗虫棉在1997年批准生产应用后，经过十多年的系统研究，发现转基因抗虫棉大规模种植后，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的危害，而且整个华北地区相关作物如大豆、玉米上的棉铃虫数量都得到了控制，化学农药用量减少，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我国科学家的这一研究结果于1998年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受到了各国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是否会挤压地方本土作物品种

《科学时报》：据我了解，遗传基因相同，病虫害的增加更易形成。在我国某些地方，一小块稻田就有四个品种，通过相互影响，避免了基因相似所引起的病害问题。那么，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是否对一些地方的本土作物会有所挤压，从而在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吴孔明：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水稻还是棉花，如果原来有一百多个品种，进行转基因处理之后，它还是有一百多个品种，只是部分品种带有了抗虫基因。

已经颁发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现在只是根据安全性评价发放了安全性证书。发放安全性证书是有条件的，通过小规模的田间试验，对长期的大规模种植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和商业化以后尤其是长期的生态效应监测，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以后一定要根据环境影响、监测情况调整商业化对策，通过中间管理来减少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的转基因棉花是1997年批准的，经过十几年在不同的试验区对多项内容进行的系统环境影响监测，得出几个明确的结论。

第一，是对于靶标昆虫的影响。转基因棉花的使用非常有效地控制了过去对我国农业造成很大危害的棉铃虫和红铃虫等。在此之前，我们一年用于防治棉铃虫的打药次数大概是15次到20次，农药的大量使用对农民的生产成本、增收以及生态环境都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第二，是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过去所使用的农药对整个以棉花为主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一些种群带来了非常大的杀伤；使用了抗虫棉以后，对生态环境和种群保护产生了很大的积极效应。

第三，是关于对次要害虫的影响，展示出了非常复杂的情况。之前棉花的害虫种类有300多种，危害也各有不同。实际上，棉群品种的变化，农药的变化，施肥和浇水的变化都会使这些害虫的种类发生变化。我们种植抗虫棉后一个直接的变化就是农药的使用量大量减少。在这个背景下，其他非靶标的害虫，比如蚜虫等的种群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有些种群在降低，有些在上升。这是我们的环境监测的结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通过一些措施的调整，我们对问题的解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在不断进行的，害虫的演化也是在不断进行的，结合生物技术，能够很好地预测害虫的种群蔓延态势、种类变化的范围，能够提前进行一些顶层设计，我们就能很好地利用转基因农作物，确保我国农作物的安全生产、经济安全及生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