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院校是农业科研的主力军、培养高层次农业人才的主渠道，但历史包袱沉重、科研成果公益性强、贫困大学生比例高，国家应加大对农业高校的投入，并实行免除农科大学生学费政策

　　目前，我国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每年都在增加，如何解决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和耕地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近日，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单产”；怎样才能提高单产？“最重要的是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靠什么？“扎实而雄厚的农业科研工作和人才培育。”

　　柯炳生提出的一连串环环相扣的逻辑推导，将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而这个结论也是他28年来投身农业经济研究、管理和教育的最重要心得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柯炳生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留学归来后，在农业高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近十年，其后调任农业部任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十年，2008年初履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就要抓好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柯炳生告诉本刊记者，我国农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农业人才的培养主要在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科技基础研究的主阵地也是农业高等院校。为破解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的难题，他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之一是免除农科大学生学费，“通过由国家代付学费，以调动高中毕业生报考农科院校、学习农业科学的积极性。”

　　在他看来，“免除学费也不能说学农积极性会大幅高涨，但一定会起到促进作用，更主要的是导向性作用——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业和对农业教育的重视。”至于可行性，柯炳生也考虑到了，“全国在校农科大学生有33万人，一个人一年的学费是3000元上下，这样每年大概需要十亿。去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七千多亿，拿出一个很小很小的零头就行了”。

　　科教是农业第一生产力

　　柯炳生认为，从目前和未来的中国国情来看，不但要提高单产，并且单产提高的速度还要比需求增加的速度快才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过去的30年，粮食单产的情况是前20年很好，增长速度很快。近10年来单产还在增加，但增速大大减缓。面对不断增加的需求，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由于面积只能减少不可能增加，这就要求单产的增加幅度至少要超过需求的增加幅度，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如何提高粮食单产量？柯炳生指出，主要靠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培训与技术推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把握科技创新这个“三农”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柯炳生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时就开始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常说，发展农业要三靠：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在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中，柯炳生认识到，关键还是科技。

　　“实际上，从长远发展来看，科技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政策是一个外在的保障性条件，主要是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有好的政策，技术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投入是技术的物化形式，如果不改善性能，没有科技含量的话，投入多反而可能是坏事，例如过量的化肥投入。”

　　柯炳生向本刊记者介绍，我国在农业科教方面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高校系统。主要是农业院校，也包含少量有涉农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二是农科院系统。主要包括中国农科院和各省农科院，以及地市级的农科院或农科所。至于近些年来涉农企业的科技研究，还是处于很初步的阶段，远不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企业相比，其农业科研一半由企业完成。

　　因此，柯炳生认为，我国的农业科研投入的主体应是国家，“大学也好，农业科研院所也好，基本上是由国家主办。这不光是目前的状况，也将是未来我国的长期发展趋势。农业科研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有很多研究成果，是无法按照市场原则收取专利费的，尤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农业的主体是数量高达2亿多的小规模农户，更是难以做到。农业的比较收益本来就低，再向农民收取各种科技费用，农民就更没有积极性了。我国的涉农企业规模还是很小，研发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并且企业在现在和将来也只是注重于那些可以获得市场价值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国农业科研，主要是依靠大学和科研院所。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同样。现在有很多民办大学，但是，其中极少办农业专业的。道理也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