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到1970年，尽管有“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我主持的杂交水稻科研小组还是正式开展了工作。这个便函保护了我，保护了杂交水稻项目的研究。1967年，湖南省科委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了科研专款，还为我配备了科研助手，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少有的。

　　1970年11月，我在北京出差，突然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于是我连夜搭火车直奔海南岛。

　　在一片离农场不远的沼泽地上，有约0.3亩正值野生稻开花，其中有三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于是，我们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试验田里栽好，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我给它取名为“野败”。

　　事实上，在杂交水稻发展史上，我曾有三次重大失败，但党和政府都没有因为失败而终止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1970年，就在3000多个杂交组合实验都失败以后，湖南省的领导同志依然把我请上了全省农业科技经验交流大会的主席台，并给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颁发了奖状。

　　1973年10月，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准备在1976年大面积推广。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推广只是空话。

　　1975年底，我们专门向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在湖南工作过20多年，对我和杂交稻比较熟悉。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要求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所以，我还是幸运的，我遇到了宽容的政治环境，否则，杂交水稻的推广就没有现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