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率先在全世界成功研制出三系法和两系法杂交水稻，并于1976年推广。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 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在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后，中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口述者：袁隆平

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 杂交水稻之父”。1930年出生于北平，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

上级“便函”保护了我和杂交水稻

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

1960年，全国闹大饥荒，我亲眼见过有人饿倒在路边、田坎上，有的是吃“观音土”不消化撑死了……那样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没饭吃会死人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带着40多个农校的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一天，房东老向冒雨挑着一担稻谷回来，说是到另一个村换种子去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换种，他说：那边是高坡敞阳田，谷粒饱满，产量高，施肥不如勤换种，去年他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种子，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

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改良品种、提高产量、战胜饥饿、为国家做贡献。

从1953年到1966年，我在农校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每年都去田间或野外选种，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找回种子播种，看它第二年的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这称为系统选育法，是常用的一种方法。

1962年，我在一块田里发现一株稻鹤立鸡群，穗特别大，而且结实饱满、整齐一致。我是有心人，没有放过它。第二年我把它种下去，辛苦培育，满怀希望有好的收获，不料大失所望，再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想，为什么失败了呢？

我想到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棵天然杂交种，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出现分离，而如果按照那棵原始株杂交种的产量来计算，亩产能达到1200斤，这在上世纪6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突发灵感，既然水稻有杂交优势，我为什么非要选育纯种呢？从此我致力于杂交水稻育种。

当时，和许多农学老师一样，我是前苏联专家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的虔诚信徒。我选择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成功了，单个红薯重达27斤，地上也结了籽。我还通过同样的方法，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社会对我的成果大加赞赏，我还出席了全国农民育种现场会。但是第二年，播下去的种子依然没有变成新品种，月光花仍然是月光花。我开始对“无性杂交”提出质疑，开始放弃米丘林、李森科等人的学说，转向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学说。

那几年，我走了一些弯路，但幸亏醒悟得早。

杂交水稻育种先得找天然不育株。记得在1964年6月，我用了整整15天时间去寻找，但一劳无获。7月 5日那天，我来到一块“洞庭早籼”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吸引了我，噢哟，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于是我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此后，我和我太太（邓哲）又花了两年时间，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文革”时期，我的研究刚起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不知什么原因，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迟迟扣不到我的头上。后来我才知道，我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重视，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杂交稻的研究。

从1966年到1970年，尽管有“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我主持的杂交水稻科研小组还是正式开展了工作。这个便函保护了我，保护了杂交水稻项目的研究。1967年，湖南省科委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了科研专款，还为我配备了科研助手，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少有的。

　　1970年11月，我在北京出差，突然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于是我连夜搭火车直奔海南岛。

　　在一片离农场不远的沼泽地上，有约0.3亩正值野生稻开花，其中有三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于是，我们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试验田里栽好，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我给它取名为“野败”。

　　事实上，在杂交水稻发展史上，我曾有三次重大失败，但党和政府都没有因为失败而终止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1970年，就在3000多个杂交组合实验都失败以后，湖南省的领导同志依然把我请上了全省农业科技经验交流大会的主席台，并给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颁发了奖状。

　　1973年10月，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准备在1976年大面积推广。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推广只是空话。

　　1975年底，我们专门向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在湖南工作过20多年，对我和杂交稻比较熟悉。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要求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所以，我还是幸运的，我遇到了宽容的政治环境，否则，杂交水稻的推广就没有现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