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农产品价格上涨减少了政府补贴支出。2007年，价格依赖型的政府支出预计为24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了60亿美元，较2005年下降了110亿美元。政府总转移支付因而下调为124亿美元，这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生物能源计划促使美国农业政策目标全面实现

　　玉米等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促使美国农业收入提高、农产品出口增长，而这正是从罗斯福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所追求的农业政策基本目标。

　　美国农业政策起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农业生产过剩矛盾的持续累积导致农业危机爆发，促使罗斯福将救助农业、缓解农产品过剩的矛盾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后，经过历届政府的完善，以支持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出口、缓解农产品过剩矛盾为目标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已逐步形成。

　　伴随国际农产品市场在90年代中期走强，农产品价格上扬，美国农产品出口额在1996年扩大到598亿美元的历史高点，粮食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38%，农户家庭收入从1996年开始超过全美平均家庭收入。

　　在农业政策的有力支持下，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20％，出口约占世界粮食出口的40％，其中，小麦出口约占世界市场的30%，大豆约占40%，玉米约占70%。

　　到布什政府时期，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持续推进、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之前历届政府所采取的控制粮食供给的措施不再适宜。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推出的生物能源计划恰逢其时，它不再从供给面着手，而是主动创造出对粮食的有效需求，既支撑了粮食价格、提高了农业收入、化解了粮食生产过剩的矛盾，全方位地实现了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还减轻了财政负担，可谓一举多得。

　　揭开美国“粮食武器”面纱

　　实际上，由于农业生产满足的是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时农业又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基础，因此，农业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这一点从世贸组织谈判中可以管窥：乌拉圭回合谈判就是因为美国和欧盟在农业问题上的分歧而被一拖再拖；中国加入WTO，签订的第一个协议就是《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在WTO启动前，美国提出，农产品贸易分歧不解决，就不能与中国进入实质性的谈判。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战略地位始终头脑清醒。

　　其实，早在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粮食武器”就开始成为美国达到政治诉求、遏制战略对手的重要手段，其中，屡次被使用的粮食禁运就是一个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国际上一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由美国发起的占8次。

　　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粮食禁运”的威力大不如前。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国，掌控着全球农产品贸易的主导权，这一客观条件决定了美国的“粮食武器”随时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

　　当前，在石油能源被日益激烈地争夺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欧佩克通过控制产量挥舞起了“石油武器”，那么，在国际经济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推进、全球人口的膳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等诸多因素导致世界粮食需求迅猛增长的大趋势下，美国“不失时机”地推出所谓生物能源计划，从而进一步持续扩大世界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其意图显然不能仅仅从“杯水车薪”的能源替代角度去理解，而应看到其背后更为隐匿的创造新的“粮食武器”的图谋。

　　综上所述，美国以增强能源安全的名义所祭出的生物能源大旗，对解决美国能源问题的作用微不足道；其更深远的意图是借全球粮食供求矛盾持续加大之势，通过政府的筹划和引导，主动创造出对粮食的有效需求，推升粮食价格，在全方位实现其农业政策目标的同时，创造出新的“粮食武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扩张其世界霸权。对于美国这一新形式的“粮食武器”，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工作单位：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马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