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松驿采金者的第二张“路线图”便是家族式的打工模式。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村民的打工模式更加单一。一个或者几个打工者比其他地方的打工者挣钱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将自己的至亲、好友，乃至亲兄弟约上，次年一举进入这一领域，越是赚钱的活更能体现这种几乎是占领式的打工模式。

　　萱麻河村的赵文玉是黑松驿镇第一批前往酒泉460金矿的打工者，也是最后一个离开460金矿的尘肺病感染者。1996年3月进场，2007年6月离场。

　　这位当年只有18岁的小伙子，在酒泉460金矿整整干了11年。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萱麻河村尘肺病人名单中绝大多数为赵文玉的胞兄弟。

　　他们的名字便是一张家族式打工图：赵文珍、赵文财、赵文延、赵文红、赵文祥、赵文凯、赵文庭、赵文瑞、赵文忠、赵文友、赵文海、赵文林、赵文杰、赵文清……

　　而萱麻河村的尘肺病患者远不止于此，还有陈新友、王荣、崔国成、蔡成祥等不少外姓人。

　　黑松驿采金者的第三张“路线图”则是一张打工路上的不归途——尘肺感染图。

　　受长期贫穷、落后困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摆脱困境，黑松驿人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酒泉460金矿打工挣钱。

　　然而，由于自身劳动保护意识差、金矿劳动保护设备和设施不到位以及监管部门监管缺位等原因导致黑松驿采金者普遍患上尘肺病，而当前的医疗情况下，尘肺病等同于不治之症。从而导致这些试图改变命运而外出打工者走上一条不归路：打工——挣钱——患病——治病——举债——死亡。
　　卫生准入制度

　　早在2002年，国家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除了前期加大预防经费和防护用品的投入外，就监管单位来讲，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的检查尤为重要，那么酒泉市卫生部门是否了解近几年来本地区肃北县金矿农民工尘肺病的情况呢？

　　“我们查不到这块，太远了。”

　　12月24日，酒泉市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许尔云科长这样回答本报记者的疑问。他进一步解释，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人进矿前要进行体检一次，一年后要进行体检一次，离岗后还要体检一次，要建立《职业健康档案》。肃北县距离市中心较远，人手有限很难兼顾，肃北县卫生部门也没有报过这个情况。

　　“私企这块很难贯彻，我们也没有强制约束的权力。”许无奈地告诉记者，在煤矿、石棉矿、铅锌矿等高危职业病防治方面，卫生准入存在空白。这就需要人大立法，从根本上解决对职业病的合理赔偿。

　　如果把岗位体检比作职业病防治的第一道门槛，那么对生产环境现场劳动生产条件的监测和评价则是防治职业病的第二道至关重要的门槛。

　　酒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科长张兴林说，作业场所卫生条件监察这块早在1998年机构改革后就归安全监察局管，他们主要负责用工监督工作，如果是经职业病鉴定为尘肺病的，依据《工伤条例》产生的工伤纠纷归劳动部门受理。

　　卫生部门管职工的健康档案建立，劳动部门负责用工劳务关系监督，矿工作业场所的卫生条件监察到底归谁管？

　　渺茫维权路

　　记者连日采访中发现，从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去酒泉市肃北金矿打工的村民们，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因为尘肺致死5例的事实，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维权。

　　“怨个人命不好。”古浪县黄羊川一棵树村村民，44岁的吉兴花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护丈夫。

　　“我们去了也要不上（补偿）。”记者咨询因尘肺病致死者李发忠的爱人周文秀，是否找过相关部门维护自身权益时得到这样回答。

　　“不知道，也没找过。”更多的尘肺病家属这样表达。

　　5名因尘肺病致死的家属中，杨自发的妻子赵红霞在丈夫死后，向黑松驿民政局提出低保申请，得到660元的2009年7月—9月一个季度的低保，之后再没有回音。

　　杨自虎家则在他去世后得到黑松驿镇财政拨付的一次性500元安葬费。

　　李发忠家也得到了660元的2009年7月—9月一个季度的低保。

　　2009年年初，庙台村2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尘肺”的消息传到了黑松驿镇政府，镇上统一安排村民到黑松驿镇医院拍X光片，进行肺部检查，然而，费用由个人自己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