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禁书，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袁老师一脸平静。“禁书”之前，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就不完全依赖教材，老师在备课的时候经常准备补充教具。她认为，教材停用未必是坏事，停用之后，老师的动手能力又恢复了，思维上也有了锻炼。

　　记者在这家幼儿园目睹了一场角色游戏，在分别挂着“理发店”和“医院”牌子的拐角，放着各种相关的道具，一位老师拿着一个听诊器告诉一个大班孩子它的作用，接下来用一把小锤子演示人体膝盖的条件反射。“这样的教学，难道还非得要使用教材吗？”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吴玲教授表示，没有了教材之后，老师的惰性会得到遏制。

　　不过与惰性作战，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轻松。在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85后”的韩老师说，劳动量明显增大了。“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可是也过来了，后来想想也没那么可怕。”她所在班级有37个孩子，如果为每个孩子准备一副教具，哪怕仅仅是一幅供填色的图画，也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吴玲教授说：“没有了教材之后，好教师与差教师的差距一目了然。教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好教师的作用更明显了。”

　　没有书了 出版社的奶酪被动了

　　教材销售大战打响之际，这纸禁书令的到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它在客观上触动了多方的利益诉求点，原有的分配格局不免重新洗牌。

　　安徽少儿出版社负责小学教材的洪主任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教育主管部门有自己“禁书”的理由，但这是敏感时候，她不方便说话。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只回答：“少儿出版社的教材是2002年秋季进入全省幼儿园的。”但是，有不少幼儿园的园长向记者反映，这次少儿出版社受到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出版的是全省统编教材，曾经占据了幼儿教材市场的大半江山。

　　“我们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由经销商来代理，但是目前风声很紧，很多老师不用了，有的家长也跟着不买了，所以销售量还是受到了影响。”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学教材编辑部的姚主任说，“不过好在我们的发行主要走市场，市场小了我们就少做一点，所以这次影响还能承受。”

　　“我们就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端，怎能不受波及？”一名经营幼儿图书的经销商说，由于教材实行的是代销，所以卖不掉的书，最终全部退回出版社，因而作为上游的出版社，损失不言而喻。他还告诉记者，今年秋季以来，自己在幼儿教材这块的业务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他埋怨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优惠和扶持，但是却要承受政策带来的风险，心理怎么能平衡？”

　　记者也向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询问，之前有没有估计到“禁书令”会对出版社方面构成影响。夏业柱副处长的回答很坚决：“影响可能会有，但这是我们行业内部的纠风行动。”他说，教材市场实在太乱，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不受争议不太现实

　　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使得有些人质疑“安徽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对此，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夏业柱解释：“其实2001年教育部就下了这样的通知，福建省早在2003年就已经下发了禁令，所以安徽并非首创。”随后，他执意在案头的纸堆里找到了一份代号为“教基（2001）1号”的文件，上面有红笔圈出：“不得要求幼儿园、学前班的幼儿购买任何教材和幼儿读物。”文件落款：教育部，时间：2001年 1月3日。

　　夏业柱进一步解释：“我们所指的教材，幼儿园方面应该都能明白它的涵义，并非所有的书本；我们还特意规定班级活动室里必须具备图书角，要让孩子看到书，能去感受书”。

　　“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听到太多反对声，很多一线的园长表示赞同”。夏业柱表示，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要想不受争议，是不太现实的。他认为，对家长而言，可能是受到了误导，以为幼儿园就应该教孩子读书识字，不理解幼教的概念与本质；对老师而言，有教材教起来省事，没了教材，不免要天天准备教具、课件，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对一些利益方来说，这是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点，而那些拿回扣的，更是被斩断了非法之手。

　　采访中途，他给记者看了几条基层园长发来的短信，其中一条写着：“大凡有良心的，没有被诸多利益和好处熏昏头脑的，都会支持新的文件，（过去）乱的实在太久了，就连某些主管部门的某些人都在其中充当中介和经纪人。好在从此以后，大家都可以清净了”。（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