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现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

　　一提起“怪病”，水富县永安村村民刘树芬（右一）及其家人依然难掩悲痛。他们家6口人先后前往安徽打工，其中3人死亡，包括刘树芬在内的另外3人幸存，但均被确诊为矽肺病，丧失劳动能力。如今家里的活儿都落在两个60多岁的老人肩上。

　　本报记者 胡洪江摄


　　核心提示

　　云南水富“怪病”事件掀开我国职业病防治的冰山一角：一方面，我国职业安全尚存监管盲区。地方政府连环失职，导致职业病危害事件频频发生；而另一方面，职业病患者的维权路则布满辛酸。在呼唤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觉醒的同时，更期待相关法律、机制的尽快制定与完善。

　　职业病危害根在地方政府监管不力

　　不少企业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我国职业病的情况？

　　李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全国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2亿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工数量为1.4亿人。很多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从事有职业危害的工作。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导致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不断在各地出现。而这些职业病患者大多数是青壮年，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状况。因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危害程度，缩短发病高峰期。

　　记者：据了解，此次事件中很多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没有防护措施？

　　李涛：是的。从水富“怪病”事件来看，职业病危害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存在严重失职。很多企业既无名称，又无工商登记，实质上就是非法生产经营实体。这些企业根本没有经过职业卫生评价，就擅自开工生产。在作业现场，这些企业普遍存在安全生产隐患，没有任何除尘设施，也不采取任何防护。工人连个防尘口罩也没有，更谈不上建立健康档案。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工只能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根本无法要求企业主提供职业健康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连环失职，最终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病危害事件的发生。

　　记者：在水富职业病事件发生后，安徽凤阳县很快关闭了一批石英砂加工厂……

　　李涛：对于家庭作坊式生产经营实体，一关了之并非上策，而应采取疏导的办法，实施集中管理。例如，政府提供统一的园区和厂房，引导企业采用适宜技术，安装通风除尘措施，这样既便于监管，减少职业病危害，又能促进企业发展。

　　地方保护导致申诉难、取证难

　　三大原因困扰农民工维权

　　记者：此次“水富事件”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农民工患病后，不知道该如何维权。

　　李涛：当农民工患病后，维权难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是地方保护。由于职业病有数年的潜伏期，农民工往往在返乡后才发病，而跨地区的职业病事件调查往往遭遇地方保护，因而阻力重重。二是申诉困难。无论是申请劳动仲裁，还是打官司，都需要花费金钱和时间，而农民工患病后往往经济拮据，身体虚弱，很难维护自身权益。三是取证困难。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流动性大，打工地点不固定，无劳动合同、无务工证明、无体检证明，甚至没有任何与企业有劳动关系的证据，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劳务部门都不愿出面干涉，很难确认职业史和职业接触史。由于无法确立劳动关系，给职业病赔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记者：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李涛：在职业病鉴定中，最大的难题是需要本人或所在单位提供职业危害接触史等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卫生部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专门出台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材料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这意味着，即便用工单位不出具证明，只要凭借农民工自述或者工友证明，也能作为职业病鉴定的依据。因此，农民工要注意保存打工证据。例如，很多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一旦离开工厂，什么证据也没有。但是，农民工可以将打工期间的工资条、胸卡或者出入证等留存下来。证件虽小，却可能在将来维权时成为关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