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享受公平待遇难时，柯炳生表示，农民工子女进城后，给不给平等上学待遇，这是一个“两难”：不改善很不公平，改善的话会导致“膨胀”。“如果城乡差距不缩小，农民工子女进城教育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发展农村。如果脱离这个大背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很难改变，这是一个‘死结’。”

        ■国家给农科生免费不应“斤斤计较”

        “高等教育也有公平问题，但它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一样。性质不一样，解决的途径和措施也不一样。”柯炳生说，“高等教育的公平是让只要考得上的孩子都上得起学，毕竟人人都上一个好的大学不可能，但人人都上一个良好的九年义务教育是可能的。”

        柯炳生说，高等农业院校的服务对象是亿万农民，服务对象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自身发展也受到约束。由于受基础薄弱、试验田投入周期长、社会认知度低、社会融资能力差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农业院校内部筹资的能力、发展的能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高校承担的包括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职能在国家基础行业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国家重视和支持，加大投入。
 
        柯炳生呼吁国家要不带任何约束条件地给农科大学生免学费，提高学农对广大考生的吸引力。农业院校的学费尽管较低，一年3000元，但4年12000元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个负担。

         “一个青年人把4年的青春献给农科专业，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我们的毕业生有50%－60%还是从事与‘农’有关的工作。哪怕30%的学生从事农业工作也值了。”柯炳生说，“我算过一笔账，全国农科生33万人，全免每人每年3000元学费的话，国家每年投入10个亿。这 10个亿值啊！学生受到资助后对国家是心存感激的，即使今后他不从事农业，他也对农村怀有感情。”柯炳生认为，国家给农科学生免学费不应带有任何条件，不要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服务几年，“国家不应在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