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民工市民化都面临不小的困难，使得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是经济增长底线的重要衡量标准，农民工与高校毕业生、城镇劳动力净增长构成了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三大组成部分，农民工能否充分就业是新常态下必需考量的关键问题。虽然农村居民的各项收入都在快速增长，但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依然是重中之重的收入源，2014年和2015年初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速放缓确实已经给农民工收入和就业带来了较大压力，就业和招工“双难”的结构性问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期。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三个一亿人”的城镇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城镇化依然绕不开两亿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新常态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理性客观地判断农民工就业形势是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特征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供给明显减弱，用工荒现象持续存在

　　2014年农民工总量和外出人数的增幅均出现了明显下滑，农民工“无限供给”的态势一去不返，农民工就业的整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历史新高的2.74亿人，但新增农民工人数以年均200万人的速度，从2010年的1245万人锐减到2014年的501万人。同2013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和外出农民工的增幅分别回落了0.5和0.4个百分点。在新进城农民工人数快速减少的同时，去外地城市的农民工比例也在下降，2013年仅有43%的新进城农民工愿意去外地找工作，外出务工的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老化、输出地的就业机会增加等因素是这些转变的主因。2015年春节过后的用工需求旺季，沿海和内陆城市都出现了熟悉的“用工荒”现象，珠三角各地的普工紧缺，兰州餐饮行业也出现了用工荒，地处东北的辽宁省服务行业同样面临招工难题。

　　部分行业用工需求小，农民工收入增速放缓

　　在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部分行业的用工需求减弱，农民工收入增速也不断放缓。农民工收入自2010年起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增速从2010年的21.2%降至2013年的13.9%，到2014年更是首次跌破10%（同比增长9.8%），新常态下农民工收入增长压力较大。短期内收入增速的下滑虽然不影响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整体态势，但绝不能忽视该现象背后的岗位需求减弱问题。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新低的7.4%，受外需疲软等多元复杂因素的影响，2015年春节过后部分制造业企业的订单明显减少，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使得企业面临的问题从“招工难”变成“不愿招”，房地产、道路建设和煤炭等下行压力较大行业的企业用工需求缩减，这一方面加大了农民工就业难度，另一方面则使农民工收入上涨势头受挫。

　　新生代农民工个性诉求多，短工化问题突出

　　同老一代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生活艰难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同时也不具备传统的务农能力，农村已无法纾解新生代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压力。目前全国大约有2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创业的农民工人数及其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都非常有限，因为返乡创业者仅限于那些有技术资金积累且进城年份较多的少数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因为无法在城市落户而被迫返乡。在河南和重庆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返乡务工人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返乡农民工还是需要在城镇寻找岗位。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者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独立的思想且更愿意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的抗压能力普遍较低，就业风险易使少数人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

　　“短工化”正逐渐演变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突出问题。新近一份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源发展报告指出，65.9％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75年内换了工作，普工和服务一线的岗位员工“短工化”现象尤为突出。“短工化”导致用工成本加快上升，进而减弱企业对普通农民工的需求，促使企业对生产设备和制造流程进行升级优化，减少用工数量并向智能化道路发展。“短工化”折射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多重诉求，仅靠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薪酬待遇，是难以遏制“短工化”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