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边不让农民烧秸秆，一边又不给他们提供方便、经济的处理渠道；一边对空气污染忧心忡忡，一边却对农民的难处和需求应对乏力；一边高喊着大气污染防控目标，一边却不愿意为农民支付起码的环保成本。这不科学，也不现实，更不公平。

　　年复一年，每年此时，伴随着粮食收获，关于秸秆焚烧的问题都会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老大难。

　　本来只是农业生产链条中一个微小的细节，但是近些年来，随着雾霾频频来袭，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秸秆焚烧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大众话题、热点话题。也越来越成为特定时节基层工作最大的挑战之一。一些地方因为秸秆焚烧工作不力，干部被处罚，地方财政资金被扣甚至罚款。就在不久前，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因禁烧工作不力，被周口市政府通报评批，先期经济处罚2000万元，多位领导干部受处分，并行政拘留90人，训诫420多人。今年上半年，安徽宿州8个乡镇14名党政一把手因禁烧不力被免职。

　　自从1999年环保部出台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规定，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为何年年禁烧年年烧？为何16年了还解决不了一个秸秆焚烧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缺乏对农民真正贴心实际的关怀和体谅，没有站在农民角度想出路。

　　不是曾有干部问农民：“为什么一亩补贴20元你还烧？”农民回答说：“我再给你20元，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这番对话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多年以来，在实践中我们探索出了不少科学有效的措施来进行“疏导”。例如，在甘肃等地畜牧业很发达，秸秆都用于饲料，焚烧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有的地方也想通过发展畜牧业解决这一难题，但是当地没有养殖的传统，畜牧业发展缓慢，饲料用量非常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些地方想发展秸秆编织产业，但是村子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老人编几个篮子卖不上价钱，形成不了产业，也无济于事；秸秆直接粉粹还田最省事，还能提升地力，但是这样比较费油对机械损伤也大，每亩地要增加几十元的成本，在一些地区推广上也有难度；还有的地方发展生物质能源、秸秆综合利用，但是要么消耗量有限，要么在商业推广上存在困难，要付出不小的经济代价。总体而言，当前在秸秆禁烧上更具体的鼓励引导措施仍然非常模糊，农民没有真正享受到秸秆禁烧的实惠，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的相关配套措施依然不够细化。而且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地方，各有各的情况，如果不能对症下药，不能从地方实际出发、不能从农民的具体需要出发，自然无法解决问题。

　　“堵”的方式更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近年随着环保考核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地方采取严防死守的方式，动辄数万干部进村入户查，数千万财政资金扣，一个火点罚款百万，约谈干部拘留农民，有的还动用了高科技手段。比如陕西渭南市环保执法人员首次使用无人机巡查监测。而陕西兴平市，安装在各角落的30多个红外激光高速摄像头犹如30个“千里眼”，360度无死角监控，24小时全面远程监控秸秆焚烧……短期来看，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无论是行政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太高，干部疲于奔命，其他事务无暇顾及，影响干群关系……更重要的是——不可持续，治标不治本。这么大的投入、这么高的成本，如果能够直接补贴给农民运输秸秆、粉粹还田的成本，估计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秸秆禁烧，农民也有义务。但是，城市的垃圾处理，背后有着庞大而成熟的垃圾运输、处理系统在支撑。但当农民处理秸秆时，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短板。站在农民的角度想想，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秸秆用途越来越窄，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匮乏，种地效益也不高，要农民把秸秆从地里运出来送到收储点，经济上不划算，劳动力也支持不了。更何况，下一季的粮食又要种了，关系到来年的收成和生计，秸秆得马上处理。我们不能一边不让农民烧秸秆，一边又不给他们提供方便、经济的处理渠道；一边对空气污染忧心忡忡，一边却对农民的难处和需求应对乏力；一边高喊着大气污染防控目标，一边却不愿意为农民支付起码的环保成本。这不科学，也不现实，更不公平。

　　一位基层环保干部说，秸秆禁烧，农民做了贡献的。希望这份贡献，能换来人们更理性、更宽容地看待尚未解决好的秸秆焚烧问题，能换来更实际有效的扶持。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把禁烧的担子都压到农民和基层干部身上。尤其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多一点对农民的体谅和支持，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探索制定一些更便捷、更实用的秸秆处理办法，加大对农民的禁烧补贴力度，经济上可行、方式上有效、情感上融通，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解决秸秆焚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