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作为一种植根于土地，对自然条件有着严重依赖性的产业，无论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要求与一定的自然条件相适应，因此，农业生产的安排尤其强调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然而，世晃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耕作制度与生产方式，比如非洲大沙漠中的绿洲农业，亚洲中部的游牧生活，我国江南水乡的两季、三季轮作等都各不相同。

这种差异一方面使不同地区的生活以及技术创新都各具特色，形成巨大差别；另一方面也使得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普及力度大打折扣。加之当时交通落后，信息不流畅，生活比较封闭，自给自足成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些原因契合着古代技术发明多以经验而非先进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特点，大大阻碍了科技的传播、扩散，所以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应用也十分落后，这就大大弱化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结果是：一方面严重制约了人类与自然抗争能力的增长。在古代社会靠天吃饭是普遍现象，面对各种自然灾害，人们大多束手无策，每逢灾年人民则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满目皆是“冻死骨”。虽然古人在改造自然方面也留下了都江堰、罗马饮水工程等大手笔，它们对局部地区的生活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改善作用，但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其作用当不可过分夸大。

另一方面，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也发明了不少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它们在节省劳力、时间和维护农业的正常生产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就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方面， 因其知识技术含量不高，作用并不明显。综上可认为，古代农业生产中科技的贡献率是极有限的，对此可以通过历代的农业亩产量来加以证明。在我国北方， 旱地的亩产量在战国时便达到1石左右，东汉仍在这一水平，三国时一般为1～2石，即使在盛唐时期每亩仍约2石，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仍无多大改变。

以今天的制度计算，西汉亩产为173.6市斤／市亩，汉代一类旱地产粟为117市斤／市亩，南北朝旱田亩产75.4—113.1市斤／市亩，明朝麦产量1573市斤／市亩， 清朝旱地亩产高的平均约150市斤。由此可见，古人的努力令人敬佩。

但我国的现实发展证明，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在杂交技术出现和农业化工技术的发展普及后出现的，此前我国粮食亩产一般也就300~400斤，这与清朝水稻亩产差不多，当时江南一般为2~3石／亩，约合300市斤／市亩。

难怪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丽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 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在文明的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见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壤本身的生产力对增进人类生活资料， 具体而言在增进农业产出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早已证明，在农业经济时代，无论哪朝哪代，只有土地得以大面积开发，养护和利用，社会经济才可能，而且一般也会得到蓬勃发展，所以开垦土地，发展农业成为天下第一要务。在农业时代“农业受到极大的尊重，农民的职业被看作是国家最需要的职业，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农民除了拥有很大优惠而外，他们比商人和工匠更受青睐。”为了促进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创造了系列先进工具及耕作方法来充分挖掘土地这一核心资源的经济价值。 在中国“国民的耕作之普遍与良好，世界上无处可及；城市附近没有抛荒之地。”“他们唯恐遗留最小块的土地未被利用。”毕竟，土地这一核心资源的多少、好坏与利用状况决定了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关系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所有制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所有制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作为土地所有制核心内容的土地所有权，它的演变则决定着社会能否协调发展和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