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五一黄金周，宴席闹猛。然而，20年前在婚嫁喜宴上出足风头、倍受青睐的河鳗和甲鱼（俗称团鱼），如今却少有问津，每公斤市价从原来的上百元跌至目前的三四十元,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的酒楼为数不多，但民间已流行在酒店摆婚宴。笔者一朋友去订酒席时，酒店老板说：“最近结婚的人很多，市面上河鳗、甲鱼紧缺，且价格又贵，若有门路就请你们自己想办法。”于是，朋友找上门来，要我这个搞水产的帮助解决。我谋职于行政管理部门，单位属下虽有水产公司，也从未经销这种名特优产品，故使友人大失所望。不过，我还是提供了一点信息，听说苍南某一水库，正用小网箱试养河鳗，不妨去打听一下……当时河鳗、甲鱼之紧缺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温州市民历来喜食海产品，对河鳗、甲鱼之类的“河鲜”倒不十分作兴，尤其是信佛的善男信女，将其与青蛙、黄鳝（俗称鳝鱼）之类列为“放生”对象。

　　河鳗、甲鱼被大大方方地端上酒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其因：一是作为野生水生经济动物，河鳗和甲鱼以其丰富的营养和食疗价值，被医学界所推崇，尤其是经化疗的癌症患者，医生提倡多吃甲鱼，有助于恢复身体；二是市面上兴起广告热，有关龟鳖丸的广告声不绝于耳，强化了人们的印象；三是后来又出了马家军长跑队屡创奇迹，据说其“秘密武器”包括大饮“甲鱼汤”，甲鱼的功效被说得神乎其神，因而导致甲鱼身价百倍。河鳗主要受日本人影响，他们对河鳗情有独钟，且嗜鳗如命，认为食鳗有壮阳滋阴，生精造血之奇效，并规定每年7月20日至8月1日（我国农历大暑前后）为食鳗节，由于该国资源有限，遂大量进口河鳗，年总进口量达两三万吨。

　　甲鱼、河鳗需求量骤增，而野生资源因酷渔滥捕以及环境污染而日趋衰竭，导致供求失衡，鳗鳖价格直线上升，据有关资料表明，上世纪70年代后期，野生甲鱼每公斤20至30元，河鳗为10至20元，为猪肉价格的五六倍，到80年代后期，甲鱼每公斤突破300元。

如今甲鱼的身价已没有以前那般风光了。

　　有趣的是温州人历来认为“便宜无好货”，价格越贵，东西越好，尤其是结婚宴席，必须把最贵的东西端出来，故形成无鳗鳖难成宴的习俗。甲鱼河鳗养殖场如雨后春笋

　　鳗鳖资源稀缺，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养殖的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与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先后攻克河鳗、甲鱼的人工养殖关，逐成规模。

　　1986年，在乡镇工业较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年过不惑的退伍军人黄体森，用自己做糕点生意的全部积蓄，投资开发甲鱼养殖。尽管此前乐清、平阳等农户在宅院里已小打小闹地试养甲鱼，而他一口气承包20多亩水田，建造20多口养鳖池，放养了上万只稚鳖，算是温州第一家。

　　黄体森刻苦钻研，从一窍不通的外行人成为一位养鳖土专家，其生产成鳖品质好、繁殖力强，一下子就打开销路，前往订购成鳖与稚鳖的人络绎不绝，年销甲鱼上万只，年收入100万元。乐清农民企业家邱家顺在江西鄱阳湖经商时，在鄱阳湖畔建立了养鳖场，并取得了可观的利润，于是他将省外养鳖场整体搬迁至乐清市南岳镇，建立了占地300余亩的中华鳖养殖基地，其个体2公斤以上的种鳖就有2000余只，年产稚鳖10万余只，成了温州养鳖业的龙头老大。

　　甲鱼赚大钱，消息不胫而走，养鳖热不断升温，全市养鳖场如雨后春笋，养殖方式也层出不穷，既有土法上马，进行半生态养殖，也有采取工厂化温室养鳖。投资最大的要数瑞安上金甲鱼养殖场，建起水泥池和保温室，安装了大锅炉，进行控温养殖，改变了甲鱼的冬眠习性，稚鳖几个月就成长为商品鳖。至1993年，全市大小养鳖场有近100家，总面积达1200多亩，年产成鳖800吨，产值突破1亿元。

　　与甲鱼养殖相比较，河鳗养殖的难度相对要大。主要是鳗苗繁育仍是尖端课题，有人曾断言“谁培育出鳗苗，谁可能是诺贝尔奖新得主”。故养鳗起步较晚。

　　1986年6月，一位香港老板到楠溪江游览，看上了这个“好山好水好地方”，就以香港高升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永嘉县上塘繁荣水产养殖场合资创建永港养鳗公司，总投资50万美元，养殖面积30亩，当年投产，翌年养殖出口鳗鱼154吨，创汇106万美元。

　　1988年8月，经人牵线，台商李金魁先生来温考察，并就合资开发河鳗养殖业进行洽谈。据介绍，台湾养鳗红火了10来年，产品主要出口日本，效益不错，但因养鳗利用地下水过度，引发地层沉陷，故台湾当局发出禁令，养鳗场纷纷向大陆沿海转移。李先生原籍浙江，看上温州这块“风水宝地”后，投资兴建立华鳗业合资公司，总投资为1150万美元。他们实现当年投产当年受益，1989年河鳗产量为20吨，1990年达170吨，1991年达629吨，此在当时为浙江省最大的中外合资水产养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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