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人则是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大学生，目前年龄在55—60岁之间。他们大多数都活跃在农业工程的第一线。他们把第一代称为前辈，视第二代为老师，与第三代亦师亦兄。我就是属于第四代中的一员。

记者：那在您之后，中国农业工程领域又活跃着怎样的一批人呢？

陈志：像之前的四代农业工程开拓者们，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像第二代人，由于他们学习的是前苏联的教育体系和技术体系，但科研出成果的时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所以他们既接受了前苏联严谨的系统学习，又感受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理念；既有对前苏联整个工程技术的系统性掌握，又有发达国家新的科技元素，并将这两者进行了非常好的融合。

而第三代人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快融入了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所以他们接受了很多外来的新知识、新信息。同时，他们多是第一代的老先生们的亲传弟子，从老先生们那里继承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所以一方面基础扎实，另一方面知识面更宽广。

与前辈们相比，现在的青年学者们也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从他们目前从事的研究和科研成果看，我觉得他们与我们那一代人又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他们不像我们那代人往往进行单项机械产品的研究，更多地是向交叉、边缘、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甚至向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环境技术的结合等方向发展。而且现在的农业工程领域研究后继大有人在，涌现出一批长江学者，令人欣喜。

记者：要获得杰出工程师奖，科技创新是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农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您如何看农机行业的科技创新？

陈志：我之前多次提到过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后，不仅是农机领域，包括国内的很多工业领域，我们获取技术的主要方式是从国外引进。因为我们与国外技术差距很大，所以引进一些落后于国外的技术时就不存在什么障碍。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和技术发展阶段的差距在大大缩小，这个时候我们还想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不仅仅是受到制约，而是基本上不可能了。因为国外的先进技术如果给了我们，势必会对其自身产业带来冲击。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解决问题。所以中国的农机工业和农业工程事业，如果不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就会沦为别人的加工制造厂。现在整个行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清醒了，很多企业已经由最初简单的模仿跟随，转变成为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式。特别是像福田雷沃等这样的行业骨干企业，在技术上的投入、组织以及具体实施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他们已经对自己未来在技术上摆脱依靠别人的模式充满信心。当然，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依然很大，但是只要认识到这样的差距，寻找到缩短差距的正确方法和路线，将来一定会赶上去的。

记者：现在农机行业对于“企业是创新主体”的认识日益深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我认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个命题和结论肯定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级向中级阶段转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能力培育还没有结束。而农机行业本身又太特殊，其产品种类太多，区域差别太大，几乎每一个品种的每一个作业环节就需要一个产品，即使是同一款机器在不同地区还需要不同的配置。有人说我国农机产品将近7000种，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种。一些特色作物的机具生产批量很小，但又不可或缺，这些都依赖中小企业去做，这就造成了行业中小企业居多，行业的创新能力就很薄弱。同时，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存在大问题，使得创新环境非常不利于企业。而科研院所在前期的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方面能相对避免这个问题。所以目前企业是创新主体，但还是离不开科研院所的研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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