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

中国的农机化事业随新中国建立而起步，当2010年，我国农业生产中农机化耕种收综合水平突破52%，农机人在为中华农耕文明史上机械劳动比重首次超过人畜力劳动而欢呼雀跃时，有多少人能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机化事业当初是怎样发轫，又经历过哪些艰难曲折的过程？

建党90周年前夕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生动记载了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发展历史，书中数处提到了农机和农机化，虽然着墨不多却也反映出农机化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我们今天对我国农机化起步初期的研究启迪了思路。

一、关注建国初期农机化发展历史十分必要

近几年，报刊书籍网络对我国农机化发展过程的回顾总结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以致一度渐行渐远的历史脉络又逐步变得清晰起来。农机化发展历史之所以开始受到关注，究其原因，一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10年，以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机化促进法》颁布为主要标志，农机化事业呈迅猛发展的态势，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后持续20多年的低迷状态，日益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支撑，“有为才有位”的定律必然会引起学界的关注；二是自2008年以来，我国分别经历了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三个重大纪念年份，农机界也和其他各界一样，回过头来审视自身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既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也被列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因此，官方、学界、民间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机化发展的历史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以新中国农机化发展60多年历史的阶段性划分为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建国初起，农机化发展的进程既非水平式前进，也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一条波浪式的曲线，波峰谷底交织，形象比喻是“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因此，研究60年农机化发展历程，就必须搞清每一波峰、每一谷底所代表的特殊历史阶段，必须对60年历史做准确的阶段性划分。否则就无法找出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更无法总结出各阶段中带有共性的规律性。

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究竟该分成几个阶段（或时期），是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划分方法分别体现了官方、学者、民间的不同视角。

第一种：以党和国家实施的农机化政策的影响为划分标志，大体可以划分4个阶段：行政推动阶段（1949年-1980年），体制转换阶段（1980年-1995年），市场导向阶段（1996年-2003年）和依法促进阶段（2004年-今）（参见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编《历史的跨越——中国农业机械化改革发展三十年》）。

第二种：以不同时期农机化发展的水平为标志，可以划分出低、中、高三个阶段。根据2007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以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即当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低于40%、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高于40%时，为农机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当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高于 40%、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低于20%时，为农机化发展的中级阶段，我国是2007年跨越这个门槛的；当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高于70%、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低于10%时，为农机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参见白人朴《我国农业机械化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前进》，原载于《中国农机化导报》）

第三种：以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为划分标志。大体划分5个阶段：艰难起步、艰辛探索阶段（1949年-1959年），全党重视、大力发展阶段（1960年-1980年），体制转换、陷入困境阶段（1980年-1993年），市场导向、摸索前进阶段（1994年-2003年），依法治机、快速发展阶段（2004年-今）（此种划分方法见于网络博客，属民间的研究）。

通观以上划分方法，各具独特的优势。第一种划分法立足点高、概括精准；第二种划分法层次分明、内涵深厚；第三种划分法较为通俗，易于理解。应该说，都符合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实际，区别在于研究的着眼点和切入点有所不同。

按照第三种划分方法，将建国初期的1949年-1959年定义为艰难起步、艰辛探索的阶段。通过对《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系统学习，笔者倾向于这种概括，并愿就这一时期的相关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作为时间概念，“建国初期”自然需要有标志性的事件作诠释。那么从起始点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疑是新中国百业待兴的最重要标志性事件，自然也包括了农业机械化。再从“初期”的终点看，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上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是迄今为止发展农业机械化最著名的论断，当之无愧是开启一个农机化发展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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