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还建议，“在高校中可以设立研究中心，着重进行特色农机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国外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如美国农业部在密执安州立大学设立水果蔬菜收获机械的研究中心，那里只有3个副教授，1个教授，整个团队就4个人，但他们分别搞了苹果、辣椒和黄瓜收获机械的创制。老师掌握总体，如总体的设计计算。具体的结构设计都是在老师指导启发下由高年级的学生来完成。学校方面无形中获得了3—4个博士生导师，提高了学生的技术设计的能力，增加了学生的就业率。实验设备由中心和高校共同添置，共同使用，这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值得参考。”

“培育尊重创造，尊重他人劳动的风气。”蒋院士建议，“通过学会、协会的学术活动，对此加以褒贬、引导，营造一种尊重他人劳动的社会风气。”

“对新产品要有宽容、扶持的态度。”蒋院士认为，“新产品必然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创新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把一些自主创新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在自主创新上暂时的落后应得到适当的保护，这并非保护落后。”

苦练内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蒋院士认为，“在我们队伍内部，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五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通过学会、高校加强创新意识的教育，树立创新的信心。王选在一篇文章中用他自己的例子讲到，首先要树立外国人没有搞的，我们也可能搞成的信心。”蒋院士认为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首要条件。

“总结国内外农业机械发展史中创新的案例以提高创新能力。“蒋院士认为，要引导、启发下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他建议要组织全国有经验的学者、工程师、创新能手，到学会来，到院校去，进行有计划的、巡回的讲演和交流，通过案例和现身说法，相互启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改进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和方法。”现在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让人担心。尤其是扩招以后。”蒋亦元认为要强调创新思维的培养，强调与生产结合，要去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首先要抓博士生的培养，现在的博士论文有的是仅引用前人研究的数学模型在计算机上模拟。农业机械甚至农业工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技术科学而非基础科学。它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论。没有以实践为基础，谈不上农机的创新。要培养研究生科学多做实验、做创新性设计的能力。

“要进行具有农机特点的科学方法论的教育”，其核心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要培养“能看别人尚未看到的能力”。孙子兵法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蒋院士认为这些能力的强弱固然与天资有关，但并非不可在后天培养。要有知识和经验、想象力与分析能力的自我锻炼并要持之以恒。王选院士说科研创业的策略在于“长期积累和绝招”。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说过，“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持之以恒’，才干不能代替，具备才干而未获成功的人屡见不鲜；天赋不能代替，未获报偿的天赋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话柄；教育不能代替，世界上受过教育而碌碌无为者比比皆是。只有持之以恒和坚忍不拔才是万能的。当然，首要的是方向要对，否则差之毫厘将失之千里。”

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新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在插秧机研究上的投入可谓是最大的。从五十年代开始，相继搞出了许多型号，七十年代集中各家之长，搞出了统型插秧机，性能很不错的。但最后完全没有用上，被日本的插秧机一下子取代了。数十年的辛苦付诸东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研究完全是模仿人手插秧的动作：手拨秧、再洗秧，插的是不带土的秧。插秧机搞出来后，还要搞拨秧机，它比插秧机还复杂。日本人就吸取教训，把插秧与育秧机械化一道解决，搞毯状秧苗，不用洗秧，也不用拨。主要经验就在于农机与农艺紧密结合，同时搞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生动、很有说服力的教训，我们应该铭心不忘。”蒋亦元说。

共同承担创新主体的责任

中国的农机企业数量大，总体水平不高，当前难以由企业独立承担创新的主体，只有少数几个合资企业或较大的企业具有部分的引进消化吸收中改进性的创新能力。蒋院士认为，“目前国内的企业多数还处于谋生存阶段，还没有实力去冒风险。因此，只有企业、学校、研究院所联合起来，政府主管机构适当地参与，才能解决创新主体的问题。在这方面蒋院士有着切身的体验。上世纪80年代创造出割前脱粒水稻收获机器系统，解决了落粒损失大和不能收获严重倒伏水稻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又研究出割前摘脱同时切割搂集茎秸成条铺的快速稻（麦）联合收割机，基本上解决了国内外不能在摘脱同时收获禾秸和落粒损失大等问题。搞割前脱粒收获至今已整整30年，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一直跟企业联合搞科技研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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