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倪国华 

    与户均约2800亩的美国农场截然不同，中国农业的主体仍然是户均耕地约10亩的小农户。正因如此，中国农业的产业链条高度依赖各级批发市场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小商小贩，巨大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损耗限制了农产品生产到消费的循环半径，甚至陷入“生产者赔钱+各级商贩不赚钱+消费者出高价”的怪圈。总结起来，传统农产品产业链主要面临四大挑战。
    小农户经营，交易成本高，传统商业模式下大资本望而却步
    相较于美国农场约300万从业人员（100万左右的合法职工另加200万左右的“非法”移民季节性短工），日本约250万农业从业人员和台湾地区约77万农业从业人员，中国乡村的常住人口仍有5.64亿人，中国农业的生产主体仍然是约2.3亿小农户。
    从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农业，因其农场规模大，从包装、加工、储藏、运输到配送和销售，均形成了大资本主导的一体化产业链条；二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小农业，由于其总量小到只占本国农产品供应的一小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更小，所以形成了政府主导下高度组织化的内封闭循环模式。
    显然，美国和日韩的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近年来，虽然国家一直在推动规模化经营，向着超过100亩的“规模化”“大”“家庭农场”的目标努力，但实际上要达到日本今天的户均耕地面积约30亩，甚至于达到台湾地区户均15亩的目标都很难，更不用说达到美国户均约2800亩的规模。分散的小农户决定了中国农业产业链的基本状态，由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加上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再加上缺乏新式设备的毛坯型批发市场构成，这是一个相对低效能、高损耗、高成本的产业链体系。任何资本面对如此分散而细小的交易主体，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而退缩，这也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面临的重要难题。
    产业链过长，中间商疲于转手，消费者出高价、生产者不赚钱
    当中国农民以低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小商贩，而城市中的消费者又以翻了五倍甚至于十倍的高价格购买时，我们不禁会问，钱到底被谁赚走了呢？实际上，在传统的农产品产业链条中，并没有哪一个环节取走了本该属于其他主体的暴利，而是所有参与方均不赚钱，这是由发端于分散小农户的冗长产业链自身的低效能造成的。
    以河南大蒜卖给北京消费者为例，传统产业链中，一斤河南农民地里的大蒜要到达北京消费者的餐桌，需要经历农民—小商贩—产地批发市场—商贩—销地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消费者，这6个环节。在各个环节中，面对着物流和储运的高损耗、上游环节传导下来的以次充好等各类风险、下游环节的市场不确定性、再加上本环节高强度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使得各个环节所增加的成本都在30%-50%左右。因此，各个环节加价30-50%遵循了完全竞争条件下超额利润为零的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所有环节赚的都是辛苦钱，没有获得任何的超额利润。那么各环节加价30%-50%的市场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地头价是1元/斤，经过6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加价30%，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1.3的6次幂，为4.8元/斤；如果每个环节都加价50%，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1.5的6次幂，约为11.4元/斤。
    此外，区别于美国农超对接模式的超短产业链和日韩的封闭式产业链，我国过于冗长且开放的产业链还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是各类主体过于分散，无法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而标准化又恰恰是整个产业链提高效率效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二是在产业链中混入了过多的道德风险，既包括以次充好故意混掺等面向下游环节的经营性道德风险，也包括在灭虫、催熟、保鲜和储运过程中，不规范使用各类投入品的质量安全风险。
    天量生产者对海量消费者，超时空交错，物流成本过高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如果将我国的农产品产业链与美国相比，最相似之处就是长距离的物流跨度，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产业链最前端是大农场而我们是小农户；与日本、韩国相比，最相似之处是前端的小规模农业，然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物流，都是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发生的。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7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四川省还少10万平方公里，中国台湾地区只有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成都市的面积，再加上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农产品自给率并不高，大量农产品依赖进口，因此，它们的农产品物流压力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