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麦穗小得像蝇头，每穗只有18粒，陕西省长武县十里铺村农民张万福至今还记得从前小麦的样子。而受益于几代品种更新，如今这片渭北旱塬上的小麦，亩产已经能达到500公斤。

    一次次品种突破，推动粮食产量不断飞跃，带来百姓餐桌日渐丰盛，粮票、肉票等曾经百姓生活的“奢侈品”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掌握着发展的战略主动和回旋空间，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上更有底气！

    “种业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起了中国种业人迎难而上、奋发图强的斗志与勇毅，也终于迎来了民族种业的辉煌飞跃。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四十年走过欧美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一条逐梦种业强国的征程，为了民族种业振兴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

    松绑从垄断产品到千亿级市场

    “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种业，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产业，它是“中国饭碗”的底座，是农业大国的基石，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关乎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然而建国之初“家家种田、户户留种”的方式，导致作物产量低而不稳，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就是上世纪70年代河南农村的贫苦写照。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静默的大地上唤出了种业的新芽。这年7月，中国种子公司在北京成立，随之而来全国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纷纷成立种子公司，标志着我国种业进入到了以县域为单位统一供种、实现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品种布局区域化的“四化一供”时代。千百年来农民自留自用的种子，开始成为能够买卖的商品。

    随后，1995年种子工程的实施，让农民告别了“用秤称、麻袋装”的买种子方式，种子包衣包装标牌化，我国种子供给能力和质量再上新台阶。

    “四化一供”、种子工程……坚冰日渐消融，但对饥渴的大地来说，仍然不够。由于其特殊战略地位，种子一直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不允许跨区销售，僵化的体制导致机构臃肿、债务不清、竞争不充分、发展动力不足。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种业，该往何处走？

    2000年，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施行，我国种子产业进入了依法治种的新阶段。地区封锁被打破，种子不再为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市场化之门从此打开。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印发，强力推进政企分开，打破了管理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不公平体制，彻底为种子全面市场化松了绑。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如春雷炸响，首次明确了种业的“基础性、核心性、战略性”定位，推动科研院所与所属企业脱钩，明确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科研单位主攻基础性研究。这个在业内被称为种业新政的“8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种业改革开始迈向深水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种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已近1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种业重要市场和区域中心。现代种业发展更加有了底气：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规模的农业、最丰富的种质资源，也应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业科技、最具竞争力的现代育种产业。

    突围“洋种子”倒逼转型升级

    “一个品种的选育需要10年，现在用的是10年前科技支撑的结果，如果现在不奋起直追做大做强民族种业，10年以后怎么办？”中国种业的危机意识在开放竞争中被唤醒。

    新世纪最初十年，随着政策的放开，民营种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恰恰赶上跨国种企迅猛发展、全球布局之时，“洋种子”席卷而来。美国玉米品种一度抢占了东北市场的半壁江山，“国外种子按粒卖，国内种子按斤卖”的严酷现实，直指中国种业的发展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