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增收促减负

    盛夏时节，行走在海拔530米的磐安县尖山镇陈界村，一派翠绿，山风习习。只见小洋房错落有致，皇城湖碧波荡漾，荷花谷十里飘香，随便走进一户农家，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外地住客。

    有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村庄，过去一路的“黄金泥”，下雨天，人人都成了“泥腿子”，因为地处偏僻，山里特产运不出，外面信息进不来，自然穷得叮当响。2007年，村里人均收入还远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如何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村里作出重大决定：打造以“药园”为特色的农家乐集聚村。没想到一炮走红，游客纷至沓来，许多村民见状后，回乡开起了农家乐。

    目前，陈界村有29家农家乐经营户、3家高端民宿，全村一半以上人口，都从事着农家乐相关产业。尽管成效显著，但村里发现由于旅游业态不丰富，整个发展缺乏后劲动力。

    外出考察学习后，陈界村决定发展水上观光嬉戏项目，在县镇两级的帮助下，投资200万元兴建了一个游船码头，并成立游船观光公司。去年5月才刚试营业，游船收费每人30元，快艇每人50元，仅一个月，就已收入4万多元。旺季时，项目可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0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像陈界村一样，“民富村穷”是浙江许多农村发展遇到的新瓶颈：村级运转经费靠“补”，公益事业发展靠“捐”，基础设施建设靠“要”。据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浙江省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130余万元，但发展严重不均衡，当年集体经济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村仍有6920个，占全省总村数的近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支出则明显提高，以致村级负债率居高不下。

    对此，浙江的思路是“用增收促减负”。在原浙江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郑娟看来，减负的真正目的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要整体提高农民收入。面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只有集体兜里的“黄金米”满起来，才有底气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农民负担才能彻底减下来。“举个例子，浙江每个村都配有相应的保洁人员，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笔开支理论上可以向村民收取，但如果村集体财力雄厚，就可以由村集体承担。这就从另一个层面为农民减轻了负担。”郑娟说。

    2017年，浙江启动实施“消薄”三年行动计划，当年省财政拿出1.55亿元专项资金，加强对重点县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帮扶支持，带动各级共投入28亿元用于“消薄”。

    据介绍，经过两年的攻坚战，截至去年底，浙江6920个省定集体经济薄弱村中，已有6171个村达到年收入1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完成三年“消薄”总任务的近九成。

    移风易俗减负担

    非亲人员随礼不超过100元；婚嫁双方合办婚宴的，宴席桌数不超过30桌，单方操办的，不超过20桌；其他喜事不超过5桌，丧事不超过20桌……去年，丽水市政府发出的这份关于开展婚丧喜事陋习治理工作的通告，在社会上引发不小反响，也戳中了不少人的“心头痛”。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情消费水涨船高，成了农村很多人难以启齿的“甜蜜负担”，甚至让在外务工人员心里发怵，不敢回家过年。在李剑锋看来，新形势下的农民减负，不能光把目光停留在账面和项目上，还应放在破除陋习、发扬新风，利用移风易俗来减轻“人情负担”。农民减负应该是全方位的，360度无死角。对此，这几年，为了遏制不良风气，浙江许多地方各出奇招。

    青田县是有名的侨乡，上世纪80年代，华侨回乡办丧事，为感谢当地乡亲帮忙，就会给参加葬礼的亲朋送红包，没想到几十年下来，成了一种恶习：一些华侨出于争面子，发红包的金额高达三五百元，久而久之，竟有了专职参加丧事领红包的“职业人群”。

    其实，大家都想减轻办丧事的负担，可要改变风俗，关键看谁当“娘舅”，谁先带头。仁庄镇的招数很灵光：首先，召集当地侨领座谈，大家签下承诺书，未来办丧事一切从简，给村民树榜样；其次，成立红白理事会，提供公共服务，以解除后顾之忧。有了第一户带头示范，后来，大家都自然而然不发红包。紧接着，镇里又因势利导，提出了丧事简办的量化标准。现在，像最普通的家庭，办场丧事最低可节省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