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粮价比国际市场高，指的是在关税配额内进口的粮食才有这样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关税配额数量是有限的，小麦963.6万吨/年，玉米720万吨/年，大米532万吨/年。从关税配额内进口的情况来看，去年只进口了250多万吨小麦、250多万吨玉米、300多万吨大米，合计为818万吨，仅占到关税配额数量的40%左右。对这部分进口粮食只征收1%的关税，所以价格才比国内的价格低很多。

　　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三大谷物进口量如超过关税配额数量之后，将采用正常关税，即65%的税率。超过关税配额数量之后，国际市场的三大谷物目前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但是，在近两年的国际贸易中，存在以进口玉米替代品来避开关税配额的现象。进口大麦、高粱、DDGS、木薯等以替代玉米，使得国内玉米的销售受到冲击，出现滞销积压，这是中国粮食市场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对于中国政府和农民来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措施调节国内的粮食价格，以抑制玉米替代品进口的任意增长。

　　应把国内粮价回归到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相近的水平。这样有利于抑制粮食进口、减少国内粮食库存量、恢复国内粮食的市场流通。而对于农民的收益损失，政府可以采取WTO所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给予弥补，这种补贴与粮食产量、粮食价格脱钩。

　　政策调整要考虑农民利益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当然，上面所述是目前调整粮食政策的初步思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具体来讲，从生产总量上看，中国粮食（不包括大豆和薯类）总产量超过5亿吨，全球第一。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调整粮食政策除了需要考虑保障粮食安全之外，还要考虑到仍居住在农村的六亿多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中国的粮食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产业政策，更是关系到六亿农民生存发展的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中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既有信心，也有忧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农业政策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会导致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7年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出现过两次大幅度的波动。第一次是1984年前后。从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以后，粮食产量连续六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一直到1984年，粮食产量第一次超过了8000亿斤（4亿吨以上）。政府调整了粮食政策，但是农民没有接受，于是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直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五年前的水平。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造了20世纪的最高水平，达到了5.123亿吨。但从1999年开始，粮食产量开始下降，一直降到2003年的4.3亿吨。然后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粮食产量从2004年开始回升，直到2008年才超过1998年。粮食产量的“一个下坡、一个上坡”，恢复之路一共走了十年。

　　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政府调整粮食政策要特别谨慎，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和粮食的收储政策改革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避免再次出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同时，中国作为粮食生产第一大国与重要的粮食进口国，粮食政策的调整还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目前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的粮食（谷物+大豆+薯）超过一亿吨，是全球最大的粮食买主，其粮食政策的变化对全球粮食市场将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旧动力结构被打破，新动力结构尚未形成。目前这种在能源、矿产资源、粮食等领域进行着的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是不可持续的。

　　综合国内外各方面因素，中国政府下一步的粮食政策为适当调减当期的产量，但将着力保持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升。在刚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例如，实行轮作休耕的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这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但作为拥有13.7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一定要坚持依靠自身能力来保障粮食安全的国策。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仍然强调谷物基本供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国人的口粮，基本上是小麦和稻米，这个大的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除口粮之外的其他需求，将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来调节，这将是一个长远的方针。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粮食供求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中国在调整粮食政策时也要对全球粮食市场持负责任的态度，统筹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寻求国内粮食生产和适度进口之间的最佳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