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旱粮成“新宠”

（ 2015年11月23日  04 版）

    本报记者蒋文龙朱海洋

    在浙江，旱粮的地位正在得到大幅度提升。

    红薯、土豆，这些当年“上不了台面”的农产品，通过品种改良和产业化经营，摇身变成了消费“新宠”。

    变化的背后，一方面是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层面的推动与引领。这种变化不禁让人眼睛一亮。

    旱粮挖潜：消费者有需求，农民有收入

    浙江人多地少，是全国第二大缺粮省，粮食自给率仅三成多，因此，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都可谓全省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但多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浙江每年有10多万亩优质良田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种水稻不赚钱，水稻面积每年下降达10万亩。尽管通过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主攻单产等办法，稳住了粮食产量、播种面积，但从长远来看，浙江的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牢固。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浙江的粮食安全必须走多元化的路子，增长点和突破口在哪里？在旱粮！”2013年，浙江省副省长黄旭明一上任，就聚焦旱粮，认为旱粮在浙江的发展空间很大。

    黄旭明掰着手指分析：浙江水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属中度缺水，可供农业灌溉的更是十分有限，因此再扩大水稻生产并不现实；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越来越喜欢旱粮，需求量日益旺盛，发展旱粮有市场；再者，浙江山多田少，水田捉襟见肘，但冬闲田、旱地、山坡地、幼龄园地等却资源丰富，这些地均可种植旱粮；第四，从单产看，浙江的旱粮亩产仅500多斤，改善基础设施、辅以农业科技后，单产提升潜力十分巨大。

    “浙江旱粮占了粮食播种面积的1/3，数字不小，但功能、地位和潜力一直被低估，若加以政策扶持，提高生产和产业化水平，综合效益将更高，边际效应和潜力也最大。”黄旭明说。

    事实上，从经济效益讲，旱粮的收入绝不比水稻低。比如，临安的“天目小香薯”，双季栽培亩均效益5000元；土豆亩产一般为4000斤，按每斤1.5元计算，每亩效益可达6000元；而一些市场紧俏的甜糯玉米、鲜食毛豆等，效益更高。

    消费者有需求，农民有收入，政府则找到了打开粮食安全的又一把钥匙，这种惠及各方的大好事，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2013年9月，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旱粮生产的意见》，并召开现场会，部署推广。发展旱粮由此成为浙江农业系统最为关注的话题。

    旱粮变身“时尚美食”

    由省政府单独为旱粮出台文件，这在浙江是破天荒第一次，在全国也可能是独一家。具体政策包括：对100亩以上的旱粮生产基地，省财政每亩直接补贴125元；对在果园、桑园和幼疏林地间作套种旱粮作物100亩以上的，每亩直接补贴20元；创建省级示范基地的，省里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发展旱粮会不会对水稻生产构成威胁？浙江指出：水稻是稳粮主体，旱粮不与水稻争地。在水田上种植旱粮不予补贴，小麦的订单奖励在非早稻主产区试行，引导各地在冬闲田、旱地、新垦造耕地和低丘缓坡山地等，科学布局发展旱粮，要求适宜种植，且富有特色与优势。

    不过，《意见》落地，仍有诸多困难。首先，生产基础设施普遍较差，不少旱地至今仍不通水电，甚至不通路；其次，除了大小麦，旱粮的育种研究、技术推广明显不足，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这两大“拦路虎”，显然一家一户难以应对，而必须由政府出面解决。 

    针对前者，浙江专门设计了诸如综合开发、土地整理、水利建设等项目，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对后者，则加大力度选育和推广旱粮新品种，同时辅以先进的适用技术和高效栽培模式。

    政策可以刺激旱粮种植积极性，但旱粮毕竟不同于水稻，没有政府托底收购政策，倘若销售渠道不畅或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卖难”，最终影响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设计旱粮发展规划时，浙江既充分考虑产后销售、加工、流通等环节，又注重有效对接与均衡发展。浙江人相信，不管是旱粮还是水稻，只要有市场、有品牌、有销售，其他的都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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