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以前，我国粮食自给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但近10年来，粮食自给率在下降，到2014年下降到8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自给率的下降不是粮食生产量下降所致，而是在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且在2014年就超过6000亿公斤的情况下发生的，这说明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由粮食需求的急剧上升引起的。由此引起了关于粮食安全观的争论，有人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认为我国粮食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应不惜一切代价增加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率。把粮食安全等同于粮食自给率，自给率越高越安全，这就是传统的粮食安全观。

　　中央近几年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这种新战略是粮食安全观的一大转变，我们称之为新粮食安全观，与传统上强调粮食自给率越高越好的粮食安全观相比，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100%的粮食自给率当然是最安全的，但是从中国国情来看，这种粮食安全既不经济，也无必要。

　　首先，我国土地资源有限，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优质耕地更少，三等以上的优质耕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27%。在一个很高粮食自给率的基础上，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粮食自给率，将会使粮食成本提高几个百分点，而且自给率越高，成本提高是以几何级数提高的，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起作用。据有关研究，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上升态势，亩均成本增加了15倍，年均递增8%以上，每100公斤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了6.7倍，年均递增6%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对土地的需求还会大幅度增加。如果每个城市居民占地100平方米，那么城市人口如果增加两个亿，就要多占用200万公顷土地，还有工业建设和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也要占用大量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就只能对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用地加以严格限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以牺牲工业化、城镇化来提高几个百分点的粮食自给率是得不偿失的。更有甚者，我国大部分优质粮田分布在人口稠密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中下游、黄淮海等地区，而那些土地贫瘠、盐碱化严重的地区如西北地区，也是人烟稀少且经济发展比较迟缓的地区。要维持非常高的粮食自给率就得要发达地区放弃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而保护粮田，这在经济上是非常无效率的。

　　其次，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水资源同耕地资源一样是粮食生产的决定性要素。虽然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第五大国，但人均水资源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了2014年只有1993立方米/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约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三，美国的五分之一，俄罗斯的十六分之一，居全球第104位，被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量越来越大，挤占了粮食生产用水，使农业用水成本大幅度增加。更有甚者，我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内陆可再生地表水资源北方所占比例仅为19.7%，而南方所占比例达到80.3%。改革开放之前，南方是粮食主产区，一向是南粮北运。但随着经济发展，南方的耕地逐渐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占用，而且种粮比较效益越来越低，于是，缺水的北方逐渐变成了粮食主产区，南粮北运逐渐演变为北粮南运。为了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国家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把南方的水调往北方，再把北方的粮食运到南方，这是不得已而出现的结果。如果强调过高的粮食自给率，仅从水资源来说成本就是非常惊人的。

　　再次，我国由于人均占有耕地有限，农业生产还是以小农户为主，家庭经营面积很小。相比较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等人少地多的国家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巨大，劳动生产率比中国要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在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比国外高出很多，即使把万里之外美国的粮食运到中国，进口的粮食价格还比国产的粮食价格低50%，甚至更多。此外，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得粮食生产的人工成本剧增，也推动粮食成本不断上升。在面临粮价天花板压制和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的双重困境下，国内粮食生产得越多亏损越大，农民收入就会越低，甚至会弃田抛荒。如果政府高价收购，又会大幅度增加财政负担和仓储压力。因此，适度进口粮食比自己生产粮食在经济上要合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