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业内人士对日本关于粮食补贴的介绍来看，我国在对补贴机制方面线条略显粗糙改革。

可喜的是，似乎高层也以认识到当前我国粮食收储政策所面临的问题，针对目前国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有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政府确定将用“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方式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对不同品种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

其中，对于稻谷、小麦而言，改进并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于棉花、大豆而言，按照价补分离的方针，继续实施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 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调节供求，并完善补贴发放办法;而针对目前结余量巨大的玉米，将改革完善其收储政策，也要启动价格市场化改革。

究竟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谷贱伤农”，是把收储政策和市场化结合在一起，还是主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合理引导

张宗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谷贱伤农”，必须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合理引导，最好不要将补贴与生产具体品种直接挂钩，取消临时收储制度，实施补贴与土地挂 钩的政策，只要从事农业生产了，就按照种植面积或耕地面积进行补贴，而不管农民具体种什么，农民种植结构由市场调节。这样才能发挥市场机制。

张宗毅进一步表示，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是基于农户种粮积极性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积极性的错误假设，以及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过分担忧。我们始终认为，种植经济作物的效益远比粮食作物要高，农户不愿意种植粮食作物。

实际上，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非常高，随着机械化的广泛使用，农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再加上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而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很高，因此，一些规模经营主体只能选择种植粮食作物。

张宗毅告诉记者，道理很简单，家里两三个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可以种植几百上千亩粮食，但甚至无法种植数十亩蔬菜。反而是那些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种植蔬菜的比例非常高。所以种粮食，其实无需依赖补贴方式来引导。

曾海伟认为，从根源上解决果贱伤农，必须解决四大问题:其一，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要实现规模化;其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要上去，提高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规模 与现代化水准;其三，国家对农产品加工科技和加工设备要出台政策保护和扶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应该积极学习荷兰和日本的经验，建立全国农产品采购系统 和分销系统，提高信息化指导和市场化运营的效率。

曾海伟介绍，农业只能由国家补贴，这和美国、日本、韩国甚至以色列的国策是一致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农业都是食品安全和制造业的基础环节。

曾海伟把我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他介绍，美国农业部门口的标语就是:“农业:加工、制造业的基础。”可见，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农业都是不容忽视 的。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高达13.7亿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全更是刻不容缓;同时，粮食价格更是关系到民生品质，而农业的品质和加工链条，也能够对 GDP产生2.8倍以上的增加值效应。

目前，我国有5亿多农村人口、1亿多农业劳动力，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就业、社会安定、消费物价和食品安全关系重大。

曾海伟表示，但中国农业跟美国比起来，存在农业人口太多(美国不足2.8%，日本不足1%，中国高达26%-38%之间，远期规划到2024年降到 7.8%)、人均耕地面积过少(美国农场平均面积3000多亩，日本平均100亩上下，众人平均不到10亩)的矛盾，　决定了农民收入处于年收入几千元的 水准，辛苦劳作一年不及打工一个月。

安全和效益之间的矛盾

曾海伟表示，目前有四大问题是阻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四条绊马索。我国粮食种植方面，资源方面面临国家的土地财政、城市扩容、工业建厂和工业污染等带来的土地减少和土地资源恶化的难题。

“科技水准和机械化水准，尤其是小型机械化水准方面与美国、日本、以色列存在巨大差距，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与上述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在粮食安全与农业财富效益方面又存在根本矛盾。”曾海伟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42%左右，跟美国不足5%完全不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