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组干部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汇聚‘人财物’。首先要协调好‘惜地’的人到‘联耕联种’大田，从事除草、除杂等精细化作业；其次要以市场化手段集中购买农资；第三要解决大农机具欠缺问题，以满足‘联耕联种’对农机具的需求。”洋马镇兴垦村党支部书记徐金生说，“全部做到位，不易！”

    最能佐证汇聚“人财物”不易的，就是村民孙士清2013年秋天和他老伴闹“分家”的事儿。孙士清今年73岁，是长荡镇三中村村民。起初，孙士清要把家里的10亩地全部加入村里组织的“联耕联种”，可是他老伴死活不同意，认为花钱让合作社去耕种，自己却闲着，太不划算，非要分出5亩地自己种。

    秋收结束后，老两口随后进行对比算账：孙士清做了“甩手掌柜”，悠闲自得，5亩地只花了650元的耕作费；而老伴光雇人就花费了800元，还不算儿子儿媳妇来回帮忙收割的路费、误工费和雇人的伙食费等。此番“较量”后，老伴心服口服地要求加入“联耕联种”。

    射阳县农委“联耕联种”办公室主任陈乾峰介绍说，“惜地”农民参与“联耕联种”后，镇村干部有序引导农民向“联管联营”发展。洋马镇兴垦村创办的农民入股的合作社，实行按田亩均分成本、产量，并在保底产量后由村集体和农民进行二次分配，此举就是一个有益探索。

    为加强技术服务，射阳县农委启动了“双百工程”，即从农委系统抽调100名农业技术骨干，每人挂钩1个村负责指导推进100亩以上“联耕联种”示范方。射阳县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站长茆春太介绍，每年秋播期间，射阳农业部门都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技术推广，力求农业集成技术运用一步到位。

    一个可复制的多赢模式

    “联耕联种”的优点是易组织、门槛低、切口小，关键是实现了农民利益最大化。在座谈时，县农技人员、村干部和农民给记者算了几笔账：一是增加耕地面积，降低生产成本。破除田埂，可增加耕地面积5%左右；统一耕种、育秧后，可节省成本75元/亩；二是提高单产，增加种植收益。长荡镇三中村村民乐道学，有承包地6亩。参加“联耕联种”后，年粮食生产纯收入为1.11万元。如果流转土地，每亩地租金按800元算，累得收入4800元。三是增强土地肥力。县耕保站以每亩800斤麦秸秆还田测算，3年后可提高土壤有机质30%。

    “‘联耕联种’更适合我国传统农区。”中央农办张冬科、张征分析认为，我国现有平原宜耕耕地6.2亿亩，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近1/3，这是传统农区的主体，也是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基地。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但今后在传统农区仍将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射阳县“联耕联种”实践表明，在传统农区农民不仅有联合合作的需求和愿望，而且平原地区耕地可连片，并有增地增产潜力，具备了实行“联耕联种”的必要条件。在传统农区，亿万农户如何平滑过渡规模化？“联耕联种”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这种方式既能让广大农民参与其中、体现社会公平，又能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

    “‘联耕联种’有利于提高农业人口稠密的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竞争力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据测算，我国谷物产量中约有80%，是由具有类似于射阳县农业条件的地区生产出来的，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特点是人口相对稠密、劳动力转移不稳定，老年人与妇女“守候”农用土地。除少量的公司化农业与租地家庭农场之外，这些地区还有约50%的谷物仍采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生产。由此可见，借鉴和应用射阳县“联耕联种”模式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

    “‘联耕联种’是农民群众的实践、基层组织的创造，我们将按照‘联民联社、联耕联种、联管联营、联工联商、联心联富’的目标砥砺奋进，创塑新常态下射阳农业优、农民富、农村美的新印象。”射阳县委书记戴荣江满怀信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