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机器换人”新时代

    农机部门原来只管拖拉机，工作比较简单。现代农业的发展，将“农机化”推至前台。2004年，浙江审时度势，提出“立足大农业、发展大农机，培育大产业、拓展大服务”的战略思路，打破禁锢，开始向大农业的各个领域与环节延展。

    “如果论推进浙江农机化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就是用系统的观念、统筹的理念、创新的举措谋划农机化发展，形成大农机格局。”已经在浙江省农机局局长任上连续奋斗了11年的杨大海说。

    粮食安全是政治任务，也是浙江农业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浙江农机化首先从粮食生产上实施突破。抓住插秧、收割、烘干这几个关键环节，用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从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连年缩减的粮食生产终于得以遏制，并于最近10年中基本保持稳定。    

    对此，浙江省农业厅粮油首席专家孙健感慨道，对浙江而言，如果没有机械化，要稳定粮食生产，几乎是白日做梦。

    浙江除了粮食之外，还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发展迅速、效益喜人，是特色所在、收入所系；同时这些产业又大多属劳动密集型，对机械化要求迫切，开发应用难度又特别大。对此，围绕特色产业，浙江研发、引进、推广了大批配套适用的设施装备。

    从粮食到十大主导产业，从产前、产中到产后，从农业到林业、渔业、水利，浙江以统筹的理念，将农机化涵盖到大农业的每个方面、每个环节。

    如果说，理念的创新，是农机化发展的“源头活水”；那么政策的创新，则是一种“保驾护航”。

    在农机化领域，浙江的政策创新一直走在前列。2007年，浙江最早出台政策，对机插、统防统治等环节实施补贴；同年，浙江设立农机化促进工程财政专项，对引进试验和示范推广的农机化新技术、新装备进行财政补贴。此后，又创新性地出台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设施农业设备补贴、高耗能农业机械报废补偿等政策。2012年，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全价购机、直补到卡”政策，此后逐步完善，实施“先买后办、审批下放”等。一连串政策的出台，大大激发了农户购机积极性，农机动力总数由此激增。

    在财政政策创新的同时，浙江尤其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寻求农机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机社会化服务，就是其中最为瞩目的一大亮点。

    孙梅金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也是湖州当地响当当的农机能手。他发现：自己购置了农机后常常闲置不用，很是浪费。2009年，孙梅金联合当地供销社和7名种粮大户，创办尹家圩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社员和周边农户提供一条龙农机服务，内容包括机耕、育秧、机插、植保、机收、烘干、大米加工在内，既方便了大家又给自己带来可观效益。

    如今在浙江，这类农机专业合作社有1382家，各类农机服务组织更是多达5000余个，每年作业服务收入达到144.7亿元，承担了浙江七成以上的机械化工作量。服务内容从单一环节作业走向全程化作业，服务模式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体制机制的创新，在农机化进程中常常表现为相互间的融合：过去浙江农业多为土大棚，农机根本无法入内，高效型农业设施被纳入补贴目录后，终于让棚内农机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农机和设施的融合，使得生产效益成倍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农机和农艺的融合，一来让农艺更好地为农机创造作业条件，同时农机设计也能更主动地满足农艺要求；最后，借助农机化与“两区”建设的融合发展，浙江推进园区乃至全镇、全县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全程机械化，既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还能促进规模经营和土地平整。

    在农机大融合，形成大格局，取得大发展的情况下，2014年，浙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机器换人”的概念，在新起点上，谋划实现新跨越。浙江认为，相比“农机化”概念，“机器换人”更生动直观地体现浙江农业和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机化的需求，更清晰完整地表达农机化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任务和方向，对浙江而言，农业领域的“机器换人”是实现农业高效生态、特色精品、安全放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