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7.3亿人口纳入城镇化进程，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有2000多万人进入城市，这应该是世界上一个国家内最大规模、最高速度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反观国内，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2%，中部地区48%，西部地区44.5%，西部和东部地区还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意味着中西部和东部有18年的差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鸿沟。

　　本文主要谈一下在中国低成本城镇化模式的产生，已经出现的问题，以及将来怎么通过改革的方式来破解。

　　城镇化快速发展得益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的低成本

　　中国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更多的优势不仅在于市场化作用，更多在于政府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特殊的体制来调配资源，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种低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正是这种竞争力带动了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低成本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二是劳动力，三是环境。成本低可以使企业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城镇可以获得更多收入，最后导致城市建设迅速加快，这种低成本快速发展的模式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是如何形成低成本的发展模式的？这要研究中国特殊的发展规律，上世纪50年代有两个重大的体制转变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第一，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通过土地公有化，试图完成一次理想化的、计划的、公有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到1958年被固化，导致了经济严重衰落。但是土地公有制在严重经济衰落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退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成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廉价的基础资源。通过土地制度来降低城市发展成本，使得中国出现以城乡分割为表象的土地管理制度，影响了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第二，户籍管理制度把公有制的农村土地按照福利化的模式进行了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分配机制，与户籍管理制度相结合，导致了城乡要素流通中出现了巨大的障碍。固化的土地管理制度，迫使农村土地以低价的方式被城市征用，也严格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村基本经济要素的流通。户籍管理制度，通过把大量农村人口排斥在城镇化之外，再通过压低土地价格，压低工人工资，实现工业的低成本积累。

　　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制度产生的弊病不仅影响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严重萧条。所以60年代产生了一种“退出机制”，虽然土地公有，但是把土地的经营权适度放开。到了70年代，公有制为特征以及劳动力被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的发展模式又受到严峻挑战，并使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

　　这个危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了释放，它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继续回到60年代的方式，释放土地的经营权但不触动所有权；第二，为了保持城市的低成本，继续把所有的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所以到八九十年代，将近20年政策中没提城镇化，继续维持城镇低成本的积累，而同时又出现另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城乡土地的不公平交换政策。

　　农村土地只有国有化以后才能转为城市开发用地，这为城市政府压低要素价格进行工业积累创造条件，也为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创造条件。80年代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当政府通过压低要素价格来解决城市经济的积累时，农村也在进行着同样的社会变革，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区大量农民用廉价土地创造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进程。

　　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延用了原有公有制的土地，通过公有来调动最低价的土地资源。第二，由于有户籍制度，大量外地农民工被排斥在城镇和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进度的差异，形成了新的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格局。

　　过去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

　　土地、劳动力和环境低成本实际上维持了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快速发展，以及城市日新月异的改善，但是到今天，问题出现了。

　　首先，劳动力成本发生了变化。虽然城市不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劳动力对工资的渴求已经是各地面临的严重问题，工资成本已经高出东南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