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施这样两个国家战略？笔者曾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认为未来30年是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跃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同时在三个方面用力，一是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可以在国际高附加值产业中占有位置。这是根本。

　　中国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其中可以集中的资源来自何处？在当前中国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主要资源只可能来自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业，可以说是主要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所获得，甚至是血汗工厂所获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主要就靠这个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靠这个“世界工厂”。

　　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以突破世界既有经济格局，不可能立即从高新技术中获得回报，而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这个前期投入只可能来自出口导向加工制造业所形成的积累。在未来30年，中国必须在加工制造业上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实现发展高新技术国家战略所必须的资源条件。

　　中国加工制造业能否继续有国际竞争力，既与国家所采用发展模式有关，又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有关。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30年通过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取得快速经济发展，是因为中国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一是高素质且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土地制度上的优势。土地制度上的优势，核心是中国土地制度基本上清除了土地食利者；三是中国高效的行政法治体系，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

　　随着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制造”中的廉价劳动力已开始不再廉价，尤其是相对于“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中国劳动力价格已远远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但是，当前“中国制造”仍然有三大优势，一是基础设施良好，二是已经形成“中国制造”产业集群链，这个产业集群链有助于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三是继续高效的中国行政法治体系。其中，良好基础设施又与中国土地制度有关，因为中国土地制度可以做到涨价归公，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而来的土地财政建设良好城市基础设施，从而做到“地利共享”。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的负面影响被中国良好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体系的正面影响所抵消，“中国制造”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获得实现国家战略资源的关键。

　　当然，保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一个前提是劳动力价格不能涨到中国制造难以消化的地步。当前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价格之所以还不是太高，是由中国特殊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决定的。具体地说就是，当前中国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来实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且正是“半工半耕”为进城失败农民工提供了返乡退路。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的模式，使进城农民工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劳动报酬而仍然可以体面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若没有农村的“半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全家进城，他们要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收入，若年老不能返乡，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正是“半工半耕”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从而使中国制造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这个意义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而“半工半耕”制度又是以老人农业和小农经济以及小农村社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小农经济仍然需要维系。同时，也正是小农经济的维系，使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且遇到经济周期，农民工仍然可以返乡。农民工进城失败可以返乡是中国未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原因。小农经济不仅为中国保证了粮食安全，而且是中国保持社会结构弹性的关键。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应对危机、保持稳定提供了强有力保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