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小农不仅不容易见效，而且十分麻烦。这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容易，而编成辫子才好抓的道理。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农地制度、税费体制、基层组织等方面都是朝着农业越来越分散的方向发展，物极必反，终于发展到今天小农分散到几乎不能经营的地步，并且政府为小农提供服务的的交易成本也高昂到几乎不能承受的地步。面对此，地方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出现扩大农业经营主体的动力，土地流转大跃进是表现形式。

　　问题是，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农场的土地产出率低于小农户，这是农业经济学界的共识，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企业流转土地后的粮食单产至少低于小农户10%以上。目前我国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保持或者提高土地产出率是创业经营体制的基本要求。当前不少工商企业流转土地，既是受政策驱动，也与早期不了解农业生产规律和定位不清晰有关。很多在外搞工程、开工厂、搞建筑的农民企业家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返回家乡包地，一些人在地方政府补贴下勉强维持，多数是承包几年后血本无归。我们在调查中没有看到一家大规模承包农民土地从事粮食生产而能成功维持下去的。在上面提到的中部某市下属一个区，沿着国道出现十多家单个规模几千亩的农场，基本都是房地产企业投资的。其中一家当地正面典型的农场，在领导视察不能到达的偏远地带荒弃土地几百亩。知情者反映说：“种的越多，亏得越多，荒弃不种每年每亩只亏800元流转费”。这些房地产商流转土地具有很强的“圈地”投机动机。

　　企业种地的单产比农民低，各项成本与农民相似，另外还要支付500元以上的租金，而农民种田且只是“赚人工费、辛苦费”，那么工商资本流转土地除非改变用途或者种植经济作物，否则必然无法盈利。如果政府不在政策或者财政上给予照顾，大部分工商企业流转土地之后很快会因为无法盈利而退出。问题在于，当前中央政策受到“谁来种田”问题的误导。

　　“无人种田”是假问题

　　理论界与媒体界普遍担心“无人种田”。这是十足的假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大约4亿，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仅2.7亿，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还要维持1亿人以上。1亿农村劳动力，18亿亩耕地，怎么会没有人种地？与“无人种地”担忧相关的直观的现象是大众身边家乡出现土地抛荒。问题是，哪个地区的土地在抛荒？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有抛荒吗？实际抛荒的是像笔者家乡那样的山区丘陵地带。这些地区的土地是当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破坏之后，土地无法耕种造成的。如果耕作条件不改善，这些地区的土地免费都没有人耕种，岂会有工商资本去流转（除非是种药材一类特殊作物）。也就是说，耕作条件不好造成的土地抛荒问题，不是没有人种田，而有田没有办法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引入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而是改善基础设施为农民提供种田便利条件。

　　“无人种田”、“土地抛荒”这些常识性误会，广为流行，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政策制定者。中央担心粮食安全，就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还加大资金投入，结果造成地方政府联合工商资本去流转土地。

　　土地流转大跃进有两个后果。一是土地流转造成农民就业机会被挤压。在地方政府推动土地流转之前，村庄内部亲戚邻居朋友之间广泛存在自发土地流转现象，比如我外出打工将地给你种，过年回家你给我一袋米、一壶油够春节吃就可以了，这是人情关系。一些理论家认为，这样的土地流转不能带来“财产性收入”，就要求正规的土地流转，要求正式的合约，还要求搞各种产权交易所。正式的土地流转市场出现后，地租抬升，一亩500元甚至更高，过去那些人情关系行不通，流转土地必须支付地租。这就造成一批过去留在村庄中种地的人被排斥出农业生产领域。这批人，我们称之为“中坚农民”，是农村人财物流出之后的农村留守群体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捡种别人的几十亩田而维持小康生活，顺便也担任村干部、小组长，承担起乡村留守老人、儿童的照应者，应付乡村治安，成为脆弱农村基础秩序的维护主体。在工商企业进村之前，这种“中坚农民”在每个自然村都有，他们的存在非常重要。工商企业进村之后，这批农民也被赶进城市，农村彻底留下老弱妇孺，基层秩序维持出现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