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田没人种？

　　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当前农地政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一方面要严格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坚守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要规范土地流转，防止出现土地流转大跃进。近年来，中央农业工作重点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片面理解为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普遍出现地方政府帮助工商资本下乡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的情况，发生土地流转大跃进情况。

　　据统计，2009年全国土地流转为11%，如今流转比例已经上升至30%左右。按照人口转移速度计算，2009年全国农民工不足2.3亿，2014年为2.7亿多。农村土地流转增长速度超过农民工增长速度，农村土地流转呈现明显加速趋势。土地流转在各个地区情况不同。出现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一些生产条件好，地形平坦、地块集中、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土地流转比例高，而在一些山区丘陵地区，不仅抛荒比例高，而且土地流转比例也低。笔者老家是豫南大别山区，春节回老家，一些乡亲就抱怨当地政府不作为，为什么迟迟不引进企业老板来流转土地，那样就可以不干活而得到租金。初步估计，像我们家乡这样的山区地带土地抛荒有的接近30%。土地抛荒最直接的原因是，土地细碎、水利条件差、无法机械化作业，肩挑人扛的耕作条件让很多人不愿意种地。实际上，丘陵山区那些抛荒土地免费都没有人愿意种，怎么可能有企业老板来承包呢。

　　相反，平原地区则很少出现土地抛荒现象，比如华北平原、东北地区、江汉平原等，这些地区耕作条件好，机械化程度高，种田费力少且还有赚头，所以农民都愿意种。也只有在这些田地比较好种的地区，工商资本也才愿意去种，也正是在这些地区才可能出现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推动土地流转的情况。

　　以中部某市为例，该市共有耕地约300万亩，目前已经流转超过170万亩，其中单个主体流转规模千亩以上的共计83.47万亩，工商资本为主的龙头企业流转面积有121.11万亩占69.4%，其余为以农民为主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流转。在该市调研发现，当前土地流转有两个显着特点：一是政府政策倾向与资金扶持是推动土地快速流转的主要动因；二是土地流入方以工商资本为主，且他们的实际农业经营能力不足。

　　该市最近几年出台一系列引导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该市下辖一个区的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反映，该区农业口财政资金投入受惠主体中，工商资本、家庭农场与传统小农户分享比例为7：2：1，大规模流转土地的工商企业是财政资金的主要受惠者。为了引导土地流转，当地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资金投入时对经营规模作出明确限度，比如至少100亩以上的才能够获得“家庭农场”专项补贴。例如2013年以来该市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政府投资上亿元财政资金用于扶持打造标准化生产的蔬菜基地，主要是补贴钢架大棚与基础设施配套。规定每亩大棚补贴1.5万元以上，再加上土地平整补贴，基本可以抵上建设大棚成本。但在项目审批中，要求建设规模1000亩以上才能获得项目资金，这便是将传统农民蔬菜种植户排斥在外。几乎所有工商企业向政府申请资金建设大棚后，会再将大棚发包给农民经营，工商企业自己基本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除了这类直接补贴之外，像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资金、小农水项目资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等其他中央与省市涉农项目，一般都是优先向这些流转土地的地区覆盖。

　　大农场吃香不赚钱

　　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并在政策上支持工商企业流转土地，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前几年中央提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标并不清晰，地方政府在操作中着重做经营规模的文章，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以土地流转规模、流转比例为考核指标、政绩工程，人为推动土地流转大跃进。二是随着乡村基层组织管理动员能力弱化，地方政府普遍出现与小农户打交道难、打交道成本高的问题。一个显着的变化是，过去中西部农村不仅乡镇一级设置有水利站、农机农技服务站等“七站八所”，而其村组两级在农业生产中也发挥统筹功能。取消农业税费以来，少数地区如湖北省改革撤销“七站八所”，多数地区的基层服务部门也出现科层化趋势，村组两级逐渐从农业生产环节中退出，农业生产彻底成为一家一户的事情。当前每年逐步增加的国家惠农资金除了一部分通过直补卡打到农户账户上以外，还有很多部分惠农资金是要求统筹使用的，比如“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投入土地平整资金就有6000亿。土地、水利、道路等大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在投入过程中牵扯到千家万户小农的利益，十分麻烦。地方政府无法与千千万万个农户打交道，就希望通过经营主体改造，将一亩三分地小农改造成为美国那样几百几千亩的大农场。与投入给一亩三分地小农户相比，政府为单个经营主体就达到千亩的农场改善水电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不仅打交道成本低，而且资金投入容易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