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差别在于，前者刀耕火种，是农夫；后者拥有农业技术专长、懂管理、会经营，是复合型人才。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不能走过去农技推广培训的老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培育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各地自愿申请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100个试点县(市、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湖南、安徽、陕西等部分省市出台《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见》。

　　目前，职业农民培养普遍采取的措施：一是采取“职业院校+若干基地”的培训模式，进行“理论+实践操作”的培训；二是强化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三是建立职业农民人才成长机制。对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取得职业农民证书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三年以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为大学生村官；四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这些措施具体实施中，由于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花钱费力难讨好。

　　当前，培育职业农民的最大矛盾是，客观上，18亿亩耕地上容不下5亿左右的劳动力；主观上，农村发展又需要留下文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农民。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人才更容易被城市吸引走。职业农民培养挑战巨大。

　　涉农专业学生不愿从农

　　一是学校相关专业萎缩严重。某省之前的农技校悉数并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后，只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保留农业技术系，开设食品工艺与检测、园林工程技术、畜牧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饲料与动物营养专业。实际上，是挂着农业技术系的牌子，走畜禽养殖、食品加工、园林工程的捷径。其他保留涉农专业的职业技术院校，也只保留了农产品质量检测这一个专业。

　　县市职业技术中学，都没有开设涉农专业。县市组织的农民工短期培训，也不涉及农业技术。这个省内有名的“211”农业大学，涉农专业只占三分之一。涉及品种改良、土壤肥学、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又不足涉农专业的三分之一。全国其他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情况，与某省近似。

　　二是体制变革切断回归之路。2005年，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由事业单位变身群团组织，乡镇农技人员的身份从事业编制变成社会人。这一变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切断了涉农专业毕业生回归农业之路。2007年后，随着“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吸引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农业院校毕业生。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些大学生大部分既不愿意当“农夫”，也不愿意留农村。在传统农民眼里，他们干不了抛粮下种、日晒雨淋、又脏又臭的活；在农技专家眼里，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水平，够不了农业技术研究、推广的“格”；在不少村干部眼里，他们是暂时无去处的“多余人”。

　　三是就业误解仍然没有消除。许多就读农科专业的学生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高考分数或者是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得已进入农科院校。因此，本质上存在轻农思想。比如，某省农业大学涉农专业5年来毕业的学生，返回农村从事种植、养殖的，不足3%。职业技术学院和中职学校基本为零。许多大学毕业生宁可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乡务农。

　　懂农业的干部越来越少

　　一是基层农业管理人员流失。包产到户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在遍尝强行种植、养殖的苦头之后，开始“二个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种啥、养啥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采不采用新品种、新技术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大部分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因此名存实亡，许多乡镇农技站专业技术人员转岗、跳槽。调查的200个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已无专业技术人员。

　　二是部门缩编。在某省，以工业为主的县市农业部门科、所、站已经取消，尽管仍有三四十人，但90%左右的已经抽调到发改、招商等部门和工业园区。农业县尽管编制门类比较齐全，但90%左右不再从事与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有关的工作。1998年以前某省农业大学、农技校包分配的毕业生，目前仍在县市农业部门的，不足1%。以某县为例，过去该县农业局、农机局、水利局、林业局和畜牧局共下设36个涉农部门，在编1592人。如今，只余农业局、水务局、林业局3个部门，在编一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