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重建乡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不能仅仅是把资源输送到农村就完事，还应当让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结合起来。资源下乡若没有带来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却让农民形成了依赖思想，农村组织能力更弱了，这样的资源下乡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务工，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中农”家庭，这样的“中农”加上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国家很难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等等，它们主要不是工程问题或国家投入问题，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够的问题。

　　基层村社组织很重要，因为农民有大量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事务。这些事务不仅涉及生产生活，也涉及村风村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竞争失控等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城镇化、市场化大潮影响的背景，但缺乏组织的原子化的乡村对这些冲击缺乏抵抗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亲族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往往能给予正面的回应，如通过族人协商，达成共识，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恶性膨胀。这给我们以启示，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机结合，才能回应农民对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变时代乡村建设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