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新慈善 遭遇旧逻辑

　　临近春节，接到镇中心小学老校长电话，邀请我于正月初四参加本镇2015年春节乡亲恳谈会暨教育基金理事会。基金会理事几乎都是本镇的有钱人，捐资数额都以万元计。作为本镇为数不多的博士之一，且在大学任教，并非理事的我也得邀参会。

　　一

　　教育基金会于2011年成立，是本县第一个乡镇级别的教育基金会，其资金主要用于本镇的奖教助学，奖励近年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以及给予教师补课补贴等。自成立以来，基金会各项运作逐步走上正轨，账户独立，章程逐步完善规范。然而，该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发展瓶颈，资金方面一直未能扩容，乡贤们的参与热情不增反减。2014年春节，仅有8人参加，其中基金会理事只来了一半，理事长也未能出席。今年，本镇书记、镇长亲自与理事联系，并让各村干部动员本村近年涌现的“新富人”参与2015年的聚会，为基金会资金扩容。因此，今年到场人数达33人，受邀者主要是企业家和正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由镇书记、镇长主持，其间，县长也前来捧场。在多方动员之下，部分企业家当场拍板续捐，另一些依然没有动静，有的还被当众点名要求表达一下心意，有的则悄悄离开会场……现场捐赠资金达69万元。

　　应该说，成立教育基金会是件好事，有利于家乡人才培养。但作为初次参会者，笔者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参会人员与先期主办方通知动员的对象相差较大，一些在村里热心公益的人并未参加；二是一些人对本村公益事业捐资甚多，但在乡教育基金会捐资数额并不高。这是为何呢？

　　二

　　在乡教育基金会的这次捐资活动中，村干部曾多次动员我的一位堂叔参与，却被婉拒。堂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去上海闯荡，虽不算大富，但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近年来，他在家乡做了不少善事：为家境较差的哥哥免费建了一栋房子；每年回家，都会给本家族的老人送钱送礼物；在笔者上学期间，他多次主动予以资助；今年一听说村里要修建祖屋，首先允诺捐资1万……乡里乡亲对他热心家族公益事业、慷慨资助家族内部成员的行为赞不绝口。然而，他却不愿意参加乡镇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他说：“我知道去就是捐钱，我没太大兴趣，自己有能力就帮助自己的家族做点事情，其他的哪能管那么多？”

　　另一位村民，从事建筑行业多年，家产已有上千万。2011年，他捐给基金会3万元，也是乡教育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之一。今年的大会上，他一言未发，被主持人点名续捐了1万元后，很快离开了会场，也没参加午宴。看得出，他捐资的热情不高。但早在几年前，他一人就为村里修路捐资10多万。今年，他打算在老家新建6套连体别墅，耗资约300万元。其中三套给他自家三兄弟，另外三套则给三个堂叔。除了他自家一个兄弟外，其他人并无建别墅的能力，但他允诺，其他人只要出资10万，资金缺口全部由他兜底。显然，对他来说，同样是公益，家族的事情重于村庄的事情，村庄的事情重于乡镇的事情。

　　三

　　乡村慈善的这一逻辑，事实上也是多数中国有钱人做慈善的逻辑，由自己拓展至家族，由家族拓展至熟人，一层一层往外推演。概言之，这是一个由小私到大私再到小公、大公的逻辑。这一逻辑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形容依然贴切。费先生认为，中国人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远近来划分亲疏的，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水面上泛开的涟漪，由中心向外延伸，一圈一圈。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很多村民热衷于在家族、村庄做善事，而对更大范围的慈善则没有那么高的热情。

　　对照西方国家的慈善行为，中国人“差序格局”的慈善逻辑，常常被诟病为缺乏大爱和大公。然而，中西方的这一差异，究其本质来说，只是慈善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不同。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多数农民在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靠家族成员、乡里乡亲的帮衬，而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也往往依靠家族及乡亲提供的援助。如此一来，这些人若日后能衣锦还乡，自然也就对家族与家乡更多一份桑梓之情。

　　就我自己来说，在上大学的时候，临行前，家族中各家长辈都前来送行，有的人拿些鸡蛋，有的人拿些水果，还有人送几十或几百块钱……这一温情画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如果有人问我，有两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个是家族里的，一个在偏远地区，你的能力只能帮助一个，你选择谁？从理智上分析，我也知道偏远山区的孩子同样需要帮助，但从情感上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偏向自己家族的成员。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身边做“随手公益”，哪怕从家族开始做慈善，不也是一种正能量吗？  (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