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中国农村的广袤幅员、深厚历史、多样环境、丰厚物产，以及目前相对宽松的管理体制和城市资本尚未大规模进入前相对低廉的土地产权，都为中国建筑师们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驰骋的盛大舞台。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工业文明向互联网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陡然跃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资源的传统配置规则，使乡土空间在网络时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领域与城市开展竞争的潜力，亟待通过创造性的设计将其激发、呈现出来。

　　上文说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业”，而“业”的核心是资源，资源问题的核心则是交换——与城市的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城市对乡村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传播的。城乡认同空间的创造让出城入乡的建筑师有机会大显身手。在某些情况下，精心设计的特色空间可以成为将农村资源变现为城市消费品的“环境触媒”。北京怀柔的北沟村和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就是两个成功的案例：美国业余建筑师萨洋（Jim Spears）把北沟村口的琉璃瓦厂精心改造为设计型酒店，又将一户荒弃的农宅重装为一间特色面馆，吸引到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大批国际游客来此消费和投资，数年时间就显着改变了北沟村的面貌；中国艺术家孙君和乡建专家李昌平等人，通过村舍改造和内生型互助金融联动的方式，把郝堂村整体打造成了中国最美乡村，让这个本无特殊景观资源的村落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热点，从而把普通的农产品卖出了旅游纪念品的价格，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乡建设计可以通过环境干预对农村的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产生积极影响。总体看来，只要牵住了产业和资源这个“三农”问题的牛鼻子，中国农村就还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筑师的创意设计自由铺展，并对伺机虎视的城市资本“四两拨千斤”。

　　贰 · 城乡共生 · 三村异略 · 到哪里建？

　　与地理上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当代文明的基调则是“城市包围农村”。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任何一个方面，农村都已沦为城市的附庸，传统上脱离城市而自给自足的原生态乡村社会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城市文明背景下，不再有纯粹的“乡土”问题，而必须纳入“城乡共同体”的认识框架。

　　如果为中国农村画一幅资源价值地图的话，那么这幅地图一定是不匀质的。由于对城市的高度依赖，乡土资源的定价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城市手中。因此，一个村社的资源价值基本取决于其与城市、特别是邻近城市的供需关系。以“城乡共同体”内资源价值的标准分类，中国只有“三个村子”——城村、乡村、农村。

　　所谓“城村”，是“城中村”与“城边村”的合称。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既享有城市区域高昂的地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管理体系，成为“割据”于城市的特殊组织单位。城村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毒瘤”，每个城市政府都必欲拔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对于因强调统一规划和全覆盖规划而缺乏多样性与冗余度的中国当代城市来说，城村对涵纳城市低收入人群、平衡城市社会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地价的飙升，各地的城村改造大多成为权力意志携资本力量与地方原住民势力强硬碰撞的角斗场，其中留给建筑师进行创造和周旋的缝隙并不宽裕，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方案最后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实施。从设计属性上看，城村早已不是“村”，而是一类特殊的“城”。

　　所谓“乡村”，着重突出的是其“乡”的属性，简言之，就是拥有对城市具有吸引力的“乡野”环境资源、“乡土”文化资源、“乡居”生活资源和“乡风”民俗资源，并有着便利交通优势而能直接服务于城市的村社。由于占据与城市互补性强的“乡式”资源，绝大多数“乡村”具有从一产向三产化经济转型的发展潜能，因此最受城市资本的青睐，也最能赢得对乡土充满浪漫想象的建筑师群体的钟情。现下媒体上流行的乡建实践，也多以“乡村”为背景展开，但说到底，却有事半功倍的借势取巧之嫌——建筑师的工作，不过是在乡情浓郁的明信片上进行轻松的形式“点景”而已。若论起“点景”的工作，艺术家比建筑师来得更为得心应手，也高明得更多：日本新泻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展、欧宁在安徽黟县的“碧山计划”、渠岩在山西许村的“艺术修复乡村”运动，其社会影响力都不是任何一个建筑师主导的乡建项目可以比拟的。既往经验表明，对于“乡村”中的“乡建”，重要的并非点景或造景，而是“激活”资源，即通过有创造性的空间组织激发乡村存量乡土资源的系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