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在包产到户以前，也就是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以生产队为主体的集体经济是普遍存在的。有的是富队，集体财产就多一些；有的是穷队，集体财产就少一些；有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喜欢办“大事”（所谓大干社会主义），在银行贷了很多款，那这个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就可能资不抵债，在包产到户的时候，群众不仅不能从集体分到什么财产，还要分摊一些债务。只有极个别生产队在分田单干时，还能从集体经济中分得几元甚至几十元。

　　我想起我们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时的情景。

　　1979年秋天，我们这里开始推行包产到户，社员们一致同意，要把集体财产全部分光分净。大家都说：“地都分了，各家种各家的地，还要集体财产干啥呀！”

　　我们这个生产队，150口人。共有集体财产：土地300余亩，库房8间，耕牛5头，犁、耙、耧等生产用具10套，大马车一辆，另外还有绳索、布袋、扁担等杂物一堆。

　　最大的最主要的一头，便是土地。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好地坏地搭配，远地近地搭配，肥地薄地搭配；主要按人头，还要照顾壮劳力。用抓纸蛋蛋（抓阄）的方法，排好分地的顺序。这样，每家至少要分3到4块地。

　　队长会计领着社员们来到地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坐在地头计算好这块地的总面积，再计算好每家每户在这块土地上应分得的土地面积和长宽尺度。然后按照抓阄排好的顺序，用尺子丈量，分到各家各户。土地分到手的农民一个个欢天喜地，找来几块石头，在地界上刨个坑埋下去，再用？头砸几下，使其牢固而不可动摇。左边要埋一块，右边也要埋一块；东边埋好了，西边也要如法炮制。地界埋好了，然后站在地头左瞅瞅，右看看，抓起一块土坷垃在手里揉一揉，在风里扬一扬，心里得意地喝道：“啊哈，这就成了我的地了！”

　　大概用了两天时间，集体最主要的财产——土地，便分光了。当然有的生产队为防备以后人口变化，还留几亩“机动地”；而多数生产队则是将集体的土地全部分光，一分不剩，说是以后人口变化了，再说。

　　土地分好了，开始分其它的财产了。大家讨论决定，将所有牲口、用具、房子等物，先评估好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然后再用抓阄的办法确定买主。不能做买主的可以得钱款，不想要钱款的，可以将钱款划到某头牛上，几家共同享用一头牛，有利于种地。

　　生产队的8间房子，加上那架马车，能卖两千元。不少人高兴地喊道：“把这钱分了，每人还能分十几元哩！”不料会计拿着账本在空中一扬，说道：“咱们生产队还欠信用社两千多元，不用这钱还贷款，以后怎么办呀？”众皆无语。

　　全队社员，每人从生产队的集体经济中分了10几元钱。我一家5口人，分了50多元，还不能到手，划到了马大叔分得的一头小牛犊上。马大叔说：“等我喂上一年多，牛犊卖了，就把这50元给你。”

　　从此，我们这里延续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就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不过人们习惯上还叫“生产队”，远方来信的地址，还得写着某某“生产队”，可是这个生产队连一块砖一片瓦也没有了，一根针一根线也没有了！所谓“集体经济”，几乎是0.

　　据有的专家或记者说，人民公社是在1983年逐步取消的；到1984年，当某省某县某乡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挂上某县某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以后，我国人民公社才正式寿终正寝。其实，广大农民不这么认为，当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土地被全部承包、集体财产被全部分光分净、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彻底消失之时，人民公社就已经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人民公社从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公社的“牌子”不过是有名无实地多挂了几年罢了。

　　生产队的“四大班子”：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也就自动退位，成了历史的回忆。后来的大队统称为“村”，而生产队统称为“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只有一个组长，由于待遇太低，很多人不想干。不过这个组长也有好处，由于没了集体经济，他可以不操一点心，完全是“甩手掌柜”。他每天不用敲钟，不用吹哨，不用吆喝，原生产队一百多口人的生产生活，他可以一下都不管；他每天只管种自己的地，干自己的活；人们也不需要他，也没人来找他。他把自己的活儿干完了，他就端着饭碗坐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们。他知道，那时不待人的节令就像一只无形的魔手，把人们都拽到了田野，不管你是懒汉还是勤手，都得努力苦干。一阵机器轰鸣，一阵牛马奔腾，几天功夫，该种的种好了，该收的收好了，刹那间热闹的田野又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