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法院确认原告具有系争3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支付原告2009年至2013年土地流转费1.5万余元。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徐某于2014年10月31日前返还14名原告承包地，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14人自2012年7月到2014年7月的土地流转费。

　　评论：“数”说农村土地流转纠纷之惑

　　诗人艾青曾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土地，延续着我们民族的血脉和家国情怀。顺承这样一种文化路径，乡土语境中的农村土地流转，关乎农民切身利益、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转型升级，也备受中央和社会各界关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调研发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农村社会及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呈多发趋势，其中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交织、政策驱动与违规操作糅合，亟待进一步破题。

　　纠葛历尽波折终化解

　　“1992年，原告因为土地收益低还要交农业税不肯耕种土地，被告村委会与他签订了协议，约定原告3亩地的使用权归被告所有，随后被告将该土地连同其他村民的承包地出租给液化气站使用。”从仲裁一直到法院二审3轮纠纷化解，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先进村委会都一再这样强调。

　　被告所说的协议，由其与原告顾某签订。当时被告支付原告补偿款5468.4元，之后陆续支付各项费用到2009年1月。

　　“这份协议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双方的协议连每年的流转费用都没有明确约定；甚至合同名称也使用了‘征用土地协议’的字样。”该案一审承办法官金宇杰指出。

　　2009年起，被告将包括原告土地在内的3300平方米土地重新与百斯特能源发展公司(原液化气站)签订租赁合同，租金每年1.65万元。期间，原告与被告协商增加流转费未果，于2013年9月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年11月，仲裁裁决原告具有1999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被告支付原告2009年至2013年3亩土地流转费1.5万余元。

　　2013年12月，因仲裁委员会支持的流转费与自己的主张相差十多倍，顾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原告对3亩土地有承包经营权，被告返还液化气站给予被告的全部租赁收益18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协议名为征用土地协议，但法院认同仲裁委员会“实质为土地流转协议”的认定，即原、被告系土地流转关系。被告作为受让方，承担流转土地的风险，享有流转经营收益，其出租给液化气站使用土地，系其与液化气站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自1992年起即对此明知，即便被告的收益超过向原告支付的流转费，也与原告无关。

　　对于2009年至2013年被告未支付的流转费用，鉴于双方对费用支付标准未有明确约定，仲裁委员会参照浦东新区土地流转指导价确定为1.5万余元，对此，法院予以认可。

　　据此，法院确认原告具有系争3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支付原告2009年至2013年土地流转费1.5万余元。

　　后原告提起上诉，2014年8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指出：“村委会作为系争土地使用权人，从1992年开始便对系争土地等统一管理并对外出租，理应享有流转经营的收益。至于该收益高于支付给顾某的流转费，是村委会与案外人协商的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也在情理之中。”

　　擅改土地用途陷囹圄

　　2014年5月28日，浦东新区连民村委会将禾野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并返还土地。

　　事情还要从2009年说起。当年7月，原告将村里的两块土地共计111.1亩流转给被告承包经营，用于种植业。双方约定不得用于非农建设；每亩流转费1300元，根据市场行情调整；每年7月31日前支付；一方超过1个月未履行合同义务，对方有权解除合同等。

　　而到了2010年9月，被告却将地块转租给吴某，用于木材堆场。同时约定不得随意搭建砖瓦房，只能在规划区建临时房等。拿到土地后，吴某开始“大展拳脚”：在基本农田上搭建彩钢板房、用渣土铺设道路、通道，又将部分农田转租他人。

　　据吴某聘请的管理人员证实，2011年2月至7月，吴某招租了30多户人家，吴某和承租户对部分板房地坪进行混凝土浇筑。吴某承认“期间管理部门和禾野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曾经制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