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在人均GDP只有美欧日七分之一的情况下，我们的产业都集中在低附加值产业链末端，国家提供的就业、福利保障只可能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的生活。在经济剩余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要对三个阶层进行分配，第一是资本，他们要获得全球平均利润，第二是劳动，第三是土地也要参与分配。广东一个城中村改造要制造多少个亿万富翁，就是靠土地产生的巨大收益。我们要不要调整，要调整，但是总的经济量有限，不可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所以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体面的在城市生活，回得去就很重要，我们进城的农民有没有回得去的退路，没有退路的话，就可能带来城市内的严重贫民窟。城市内的贫民窟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农民没有过上体面的生活，政府又没有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例外的进入城市贫民窟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农村的生活是天堂，不是说建设得很好的农村，连城里人都想去的农村，而是有基本保障底线的农村，相对于贫民窟是好的，有熟人社会，有落叶归根，有房子住。我想这样一个权力至少应该给农民留住。假如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出现300万规模的贫民窟，我们生活在贫困里，看不到希望，我们又不相信来世，既不相信宗教，有不相信道德，全部靠法律，靠警察去约束是约束不住的。一个人之所以不敢杀人，是怕犯法被枪毙，当出现贫民窟时，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中就一定会出现对抗民意，就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形成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动乱，带来军人政变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交替循环。泰国不是这样吗，土耳其不是这样吗，埃及、乌克兰不是这样吗？全世界这么多例子。我们凭什么去避免呢？很多国家不希望中国发展起来，中国发展起来14亿人口在资源上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压力。经过100年以来的奋斗，我们好不容易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没有，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极其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给农民留退路，用我们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制度，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不一样的。

　　中国的农业是成功的，农民做了牺牲，农业是成功的，今天我们的基本制度不是要把它取消，而是要把它强化、完善。农民工在外奔波了一辈子很辛苦很累，回去很重要。那么回不回得去呢，回得去。因为我刚才讲的孝感的例子，老人回去可以种田，种粮食不需要与市场对接，甚至不需要金融投入，金融下乡是针对部分想发财的农民，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退路，考虑最弱势群体，这部分人不需要与市场对接，只要考虑与生产对接。但是种田需要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所有重体力劳动都可以被机械代替的情况下，田间管理非常重要。农民种三、四亩田虽然不能赚钱，但是可以维持不错的生活。种的粮食蔬菜即使不去卖钱，也不要花钱去买。有一个“城市农户有点田”的房地产广告，每个别墅带一点田，城市居民都愿意去农村种点田，农民回去种田也可以活得有意义，实现价值。农民在城市即使有千般底气，也没有办法与他没关系的城市结合。而回农村后就可以很好的和农村结合起来，可以种粮，养鸡等等。收入不高，生活不差。当你老了，你的子女也可以去读大学，也可以去务工。在当前中国社会背景下，我称之为以代际基础分工的半农半耕。老年人种田，年轻人务工。务工活的舒舒服服，种田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家庭有两笔收入，而且农村支出比较少，属于自给自足经济，农民年年都有余钱。目前有些农村家庭子女回县城买房，一家人住进城市，可是县城不能提供工作收入。县城支出比较高，原来2笔收入变成1笔收入，最后所有的压力都转向老年人，所有出路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