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随着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方案》等将进入实施阶段。

　　报道中透露的新城市规模标准，既不同于已被废止的1989年《城市规划法》中的表述（原法已被2008年施行的《城乡规划法》取代，但其中未见相应的标准，故在实际工作中沿用），也有别于今年3月刚刚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规划（2014-2020）》中的标准（100-500万人口分为了100-300万、300-500万两档，前者对人口管理是要求“合理放开”，后者则为“合理确定落户条件”）。

　　披露的新标准为：

　　城区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被设定为小城市。城区人口为50-100万的为中等城市。城区人口为100-500万的为大城市。城区人口为500万以上的为特大城市。

　　这是大体附合我国城镇化新现状的。

　　然后我们再对照《国家新型城镇规划（2014-2020）》的相关表述，便可以发现，政府对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管理政策的差别化要求分别为：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

　　虽说和过往的半混沌和不确定状态相比，现在的城市规模标准及相应人口管理政策进一步明确，这是一大进步。但在我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直指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这一根本。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具体地说，就是“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新”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上。

　　前者实际上是讲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落户问题（当然不限于此），而后者则是针对“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就业是长期现象”这一现实，让尚不能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家庭人口，同等分享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其中包括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住房保障等。

　　如果把前者理解为“高限要求”（落户），后者就是“底线要求”（公服），否则就不是刻意定义的“新型”城镇化了。

　　新型城镇化，动能何来？

　　如此一来，问题就聚焦到这一“点”上：保底之上、触高之下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到底有哪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含金量”足以产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动力吗？

　　如果动力不足，农民工仍然满足于“城乡两栖、候鸟迁徙”，那“人的城镇化”的任务（起码是李总理讲的“三个一亿人”中的那第一个“一亿人”），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呢？最终结果恐怕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农民工的生存和城市社会的管理状态依然“老方一帖”、“换汤不换药”。

　　我充分理解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一口从来就吃不成一个胖子。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明白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改革的基本规律——在自然界当中，势能可以转化为动能；在社会治理上亦是如此：我们要老老实实地遵循物质利益原则，利用利益落差产生的势能，转化为动能，通过利益变现和赎买，来引导当事人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进步目标。

　　具体到“人的城镇化”这一点上，光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同步解决好达致理想境界的“桥和路”问题。那便是按照“让愿意进城的农民进城，让愿意下乡的市民下乡”的自由迁徙精神，落实（浙江省政府提出的）“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八字方针，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然后是在“利益诱导”的基础、而不是在“政府动员”的基础之上，让亿万农民自己“动起来”，主动参与“人的城镇化”进程。这时再辅之以配套的城市规模标准和差别化的人口管理政策，事情才会发生真正有意义的“实质性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