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农村集体所有”，实为“农民集体代耕”

　　前文花了很大篇幅，解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为何不能转让。其中的症结，是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限制了这一权利。至此，城乡二元，不仅是所有制的二元，更是转让权的二元。因为使用权不能流转，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这对于区位上有优势、适宜转变为工商业用地的土地来说尤甚。

　　那么“二元”土地之间有没有一个连接的通道？当然是有的。其实，有了一个分割的“二元”，就有了一个套利的机会。而且，这通道最好是唯一的、垄断的，这样就可以大赚其钱了。“征地”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我们农村土地要入市流转，要经过一道叫做“征地”的程序。征地之后，这块地就从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国有土地了。“麻雀变凤凰”之后，就可以入市流转了，就可以实现价值的增加了。增值的部分，也理所当然地归征地的人享有，而农民只能按照原用途拿回一个“成本价”，说白了就是土地增值与农民无关。

　　征地是什么？法律上有一系列的规定，复杂得很，说白了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城市国有土地的必经程序，而且必须经过地方政府来执行。之所以要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是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城市国有土地才能入市流转，才能通过市场实现增值。

　　看来，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的歧视是全方位的，不仅歧视农村的居民，还歧视农村的土地，真是无奇不有。而这种歧视，与土地的质地、位置都无关，完全是我们的制度加上去的。

　　那么征地决策过程中农民有没有发言权？当然没有，征地本来就有强制的性质，官家做好规划，然后一纸文件，就开始征地了，哪里会征求农民的意见。当然，理由往往是很充分的，都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大计。

　　说到这里，有一点应该已经很明白了，这农村集体土地原来并不是农民的，而只是农民代为耕种的。有更好的用途的时候，国家就会用一个很低的“成本价”收回去。换句话说，所谓的“农村集体所有”，其实不过是“农民集体代耕”。

　　世间的事情错综相连，很少是孤立的。这产权的事情决定权利的归属，处于人们决策行为的根子上，影响自然深远。“农民集体代耕”制度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削弱农民权利的同时，也削弱了农民保护土地、合理使用土地的积极性——反正不是我的，何必呢？而且，农民也不傻，也会加入到侵占土地的浪潮中去。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展开，且容后文再行分解。

　　“农民集体代耕”的历史渊源

　　“农民集体代耕”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56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当时为了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要动员一切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于是把农地集中起来，搞人民公社，队员在人民公社共同劳动，除了简单的生产工具以外，不留任何多余的财产，这样所有的产出就可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支持工业发展。在这里，已经有了农民替国家耕地的色彩。

　　算术上，这可谓一个天才的构思。假定农业总产量固定，农民少拿一点，国家就可以多拿一点，支持工业化战略。问题出在哪里？农业总产量固定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一简单算术里面忽略了人的因素。人是活的，不是机器，有一个激励的问题。人民公社的安排，不适合空间分散、监督成本高的农业生产，一时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幅下降，粮食大幅减产，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根据1998年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饥荒大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国这“三年自然灾害”也不例外，可谓“自作孽，不可活”(no zuo no die)。

　　无奈之下，政策开了个口子，允许各家留一块自留地，其实是救命田。而人民公社作为农村主要的制度安排，则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历史这一幕的教训是，把农民当作种粮食的工具，你得问问农民愿不愿意。这一点，连毛主席也不能例外。

　　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是把农村集体土地“包产到户”，各家负责耕种自己的承包地，交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包不得了，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短短四五年间，粮食产量增加了50％。到了1984、1985年的时候，出现了卖粮难。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之后，国家为了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先后延长承包期限，先是“30年不变”，后是“长期不变”，再后来是“长久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