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共急于在极其贫穷、极其广大的农村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久后进行了第二次政策调整，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具体讲就是实行互助组或初级合作社。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从以土地私有、家庭个体经营模式转向走合作化道路，即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尽管农业生产仍然增长，农民收入仍在增加，但农民的自主性、自主权受到了限制，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农业总产出和农民消费的增长速度，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9%和1.7%，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增长2.8%和1.2%。

　　1956年1月，中共又进行了第三次政策调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划了农业初级合作化和农业高级合作化的目标。由初级合作社发展为高级合作社，只用了一年时间，到1956年底加入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了总农户数的87.8%（见表1）。实际上，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后，粮食生产并没有大幅度增长，而牲畜大量减少，农业生产力受到破坏，还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消费水平，1956年和1957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增长1.3%和2.0%。

　　尽管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已经进行了跃进式的生产关系调整，但是，1958年又进行了第四次调整。7月16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同年底，全国农村几乎全部建立了人民公社。75.3万个高级合作社的1.23亿农户分配到2.6万个大型人民公社中，每个人民公社大约有4600个农户和6700个劳力。这些人民公社中有50万个生产大队，300多万个生产队。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消费水平，而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很大，1958年、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农业增加值分别增长0.4%、-15.9%，-16.4和1.4%。

　　中国的农业政策在1962年又进行了第五次调整。虽然人民公社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这时农业经营管理转向了以较小的生产单位——平均拥有30户的生产小队进行。自留地又恢复了，农贸市场重新开放了，公社食堂也取消了。中央拨出大笔资金支持农业现代化，包括购买化肥、电动工具和拖拉机。农民的报酬按所在集体记录的工分来计算。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努力所得到的报酬和劳动积极性远低于以农户为决策主体的耕作制度。

　　1952~1978年，农村和农业主要结构指标随着整个中国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段时期内，农业产出增长主要来自多种要素投入。首先是劳动投入。农业部门就业总人数增长了68%，年均增长率达2.01%，该部门吸收了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1952~1957年是正增长，为1.66%，而1957~1978年是负增长，为-0.19%，这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其次是耕地总面积减少，但灌溉面积大幅度增加。其中1952~1957年灌溉面积年均增长率高达6.46%，在1957~1978年也保持了2.41%的年均增长率。此外还包括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等的投入。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1952~1957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增长率为0.63%，1957~1978年为0.57%。根据文冠中的计算，1952~1957年，农业的TFP增长率为0.08%，1957~1978年为-1.53%。

　　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一时期最低点是1957年的65.7%，而后在1964年上升为67.1%，1965年为68.5%，到了1978年为67.7%，高于1957年。这就是说，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是属于“绝对贫困型”。

　　中国农村人口多，而且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多，这是最大的基本国情。这一时期，如何突破或跨越“贫困陷阱”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但当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这一时期，城市与农村不同的身份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使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积累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按照劳动—耕地比例法估计，从1961年后农业富余劳动力持续上升，1970年突破1亿人，到1977年在1.1亿人左右［13］，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出现不仅使农业生产率下降（不及1957年水平），而且也形成极大的产出机会成本损失。据估计，这一时期的产出机会成本损失由1961年占GDP总量的8.45%上升到1977年的27.95%，这阻碍了中国农业的转型和农村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