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经理”是资本与当地生产者联系的桥梁。社会资本找到了“农场经理”，就等于找到了敲开粮食生产的“金钥匙”。如果社会资本进入某个地区，在不熟悉当地情况时，贸然从外地聘请人员来从事粮食生产，也许能够获得初步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由于地理、气候、水文等生产基本要素各不相同，即使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也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生产效益。这就要有当地的“向导”，靠他们来适应当地的“水土”。而这样的“向导”，就是当地的“农场经理”。

　　“农场经理”是资本扩张的基石。不同于经济作物生产，粮食生产的效益很大程度上要靠集约化、规模化。社会资本初期进入粮食生产领域时不可能有很大规模，待经过尝试达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扩大规模，而扩大规模首要的就是流转耕地。流转耕地需要资本支撑，但仅有资本支撑仍然不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不法商人伤害的农民，对社会资本产生了极大的“防御性”。即使社会资本说得天花乱坠，农民也不一定将耕地流转给他们。这就要土生土长的农民“现身说法”，而“农场经理”是不二人选。

　　“农场经理”实现了多方互利共赢

　　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中国，要实现粮食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保证95%的粮食国内自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一道十分艰难的课题。在当今世界尚有10多亿人食不果腹、粮食市场被少数几个大国垄断的格局下，解决13亿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尤为迫切。

　　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场经理”的出现，体现了党的十八大精神。这是粮食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了多方面的互利共赢。

　　从国家层面来讲，既使社会资本充分发挥了作用，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社会资本在土地、房产等方面的疯狂“炒作”，使地价、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望房兴叹”，买不起、住不起房子，还导致物价上涨。在国家的合理引导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粮食生产，不仅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而且促进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奠定了基础。

　　从社会资本来讲，既获得了施展的空间，又有利可图。从党的十八大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可清晰地看出，国家引导、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将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过去看似不赚钱的行业将成为投资的“沃土”，粮食生产将成为一个稳当获利的产业。

　　从农民来讲，既解放了生产力，又促进了收入增长。党的十八大制定的宏伟蓝图是：“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一目标，仅靠现有的生产方式，农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农场经理”的出现，不仅使相当多的农民很快就可以实现收入翻番的目标，而且使所有种粮农民收入翻番的目标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