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对国情和农情的判断不同，当前中国学界和政策部门在三农领域已经形成了观点对立、主张迥异的两派，其中一派主张在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加快农村改革，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财政支农政策各方面同时推进彻底改革，以在短时期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快速城市化，并最终将中国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与欧美日并驾齐驱的发达国家。这种主张认为，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造成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症结都主要是体制问题，因此，唯有彻底改革体制，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快速崛起。

　　这一派尤其强调城市与农村的一体性，相信市场的力量，认同顶级设计的重要，认为改革的基本办法就是要改变所有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而防碍资源有效配置的各种体制和机制，实行由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制度蓝图。这一派在三农领域中的典型表现是认为，随着农民的快速进城，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目前靠中老年人种田不可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农业必须现代化。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迫在眉睫，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应当重点支持和扶持现代农业，因此，这一派又可以称作“现代农业派”，又因为“现代农业派”对当前农业基本体制乃至当前中国基本社会制度持负面批判态度，认为现行体制和制度是防碍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一派又可称作“激进派”。“现代农业派”或“激进派”是当前三农领域的主流派别。无论是媒体还是政策实践当前主要受此派影响。

　　与“现代农业派”或“激进派”相对立的是“小农经济派”或“保守派”。“小农经济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的发展中大国，之所以说是9亿农民，是因为进城务工经商的2亿多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这些农民工的大多数显然还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与收入条件。而之所以农民工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机会，是与当前中国选择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及当前中国经济成长阶段相关的，或受此决定的。在中国只有欧美日人均10%的GDP且中国产业仍然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国情下面，城市不可能为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国家也不可能为多数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农民工提供有效的进城保障。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小农经济派”认识到，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可以保护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结构，正是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城市资本下乡，并使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乡住自己的房子种自己的田，找到自己的归宿与生活。城乡二元结构甚至在过去30年、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比如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使一个农民家庭年老父母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而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又使农村生活费用比较低，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可以同时有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村生活费用又比较低，这个农民家庭经济上就较有节余，生活就相对宽裕，幸福指数就比较高。

　　“小农经济派”因此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及与此相关的基本制度安排不仅没有阻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可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是小农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中国之所以可以保持发展中的稳定，也得拜小农经济之所赐。

　　在“小农经济派”看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发展极与稳定器的关系，是创新与秩序的关系，城乡之间，一动一静、一快一慢、一阳一阴，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反相承。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小农经济派”认为，正是现行农村基本制度创造了过去30年中国现代化的奇迹，现行农村基本制度也将是未来30年中国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制度红利。坚持现行农村基本制度并完善其中需要与时俱进的部分，是当前三农领域中应当坚守的基本路线。“小农经济派”因此也可以称作“保守派”。

　　二、

　　“小农经济派”并非不认为当前三农领域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民收入问题、财政支农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留守问题、农业生产问题等等。但是，“小农经济派”认为，有两类不同性质的三农问题，一类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面对但难解决，也不一定要解决。核心是要缓解这些问题。最终解决问题来自中国经济成长和产业升级。还有一类问题是因为政策失误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尽可能直面并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