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快速发展。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在工业化进程中，基于要素报酬差异，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现代产业部门，农业与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新特征

　　2004年之后，政府实施一系列“反哺”政策，有效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我国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也因此呈现出新的阶段特征。

　　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背景下，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但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成本较高。2004—2013年，尽管农村劳动力继续外流，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从1.18亿增加到2.69亿，同时耕地仍在不断减少，但是，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形势却发生了重要转变。2004—2013年，粮食连续10年增产，年均增长2.53%，2013年产量达到6.02亿吨。然而，由于粮食增产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限，粮食生产缺乏对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而且农业结构矛盾突出，环境成本较高，尽管我国粮食增产存在潜在空间，但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日益困难。

　　另一方面，农民是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十连增”的，持续增收的压力变大。2004—201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72%，2013年达到8896元。农民收入增速连续4年超过城镇居民，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3.33∶1的峰值之后，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2013年下降到3.03∶1。由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速减慢、比重减少，而工资性收入增速较快、比重上升，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城镇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持续增收压力变大。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技术进步

　　来自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决定因素。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业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农业资本积累、农业技术进步和由其决定的农业劳动有效性。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流向现代产业部门，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在此情况下，需要依靠现代产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技术支持和资本投入，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产出，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利用2001—2010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投资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劳动力人均机械总动力每增加1%，该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0.30%；人均资本投入每增加1%，该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0.17%。这说明，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农业技术进步。

　　粮食产量增加取决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以粮食主产区为区域特征的规模效应。二元经济中两部门劳动分工和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在于，农业发展须依托于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供给和资本投入。利用2001—2010年我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该地区粮食产量增加大约0.20%。同时，人均农业资本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显着提高粮食产量，而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部门流动并不妨碍粮食增产。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种植粮食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和农资投入没有显着影响，但对农民增收具有一定作用。研究还发现，一个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优势，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粮食增产的区域性规模效应逐步形成。2001—2010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省份的粮食产量，比非粮食主产区省份平均大约高出1.66倍。2011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75.4%，95%的粮食增产来自粮食主产区。

　　生产率提高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增收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共同驱动的结果。在这四项收入构成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从事现代产业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主要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部门流动，能够显着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一个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该地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0.25%。人均农业资本、农业劳动投入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都对农民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一个地区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0.22%。但一个地区人均粮食产量与该地区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显着的负向关系。这表明，粮食增产并不必然促进农民增收。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产县的农民增收问题，仍然是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