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已进入高成本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投入产出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各类农产品投入量的增长普遍高于产出的增长，农业的收益率出现了趋势性下降。从1995年到2011年，我国三种粮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6类农产品每亩产出量分别增长了29.1%、32.8%、36.6%、-2.8%、26%、26%，而同期每亩投入量即总成本，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增长了110.2%、91.8%、83.5%、80.5%、102.6%和124.6%。每亩投入量增长都在产出量增长的1.3倍以上，其中大豆达到了3.8倍，蔬菜2.9倍，三种粮食2.8倍。

　　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排灌、土地租金、劳动成本等直接生产成本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占总成本80%以上，近几年还有上升势头。除此之外，机会成本增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已不再是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的39098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26594万人，21年共减少了12504万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就业量的增加，既直接提升了农业的劳动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农业的机会成本。近年来，农民从事非农劳动的收入大幅上升，来自非农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速，由此引发农民“厌农”、“弃农”倾向。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在非农产业做纯体力劳动一天平均挣100块钱，技术工150到200块钱；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纯体力劳动一天平均70块钱，技术工100到150块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种一亩粮食得到纯收入(劳动加利润)500元，两季1000元；种一亩棉花纯收入1000元，种一亩油料纯收入800元，也就是说，农民进城打工半个月就可以稳稳赚到超过一亩地的年纯收入。非农产业工资收入的快速提高，拉动了农业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比如在新疆摘一斤棉花的劳务费已由0.1元涨至1元，在陕西给苹果套袋一天劳务费由20元增加到70元左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农业高成本局面将很难扭转。

　　近10多年的经验表明，在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和农业劳动力供给下降情况下，我国农业产出必然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投入获得增长。面对农业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做到有效应对。

　　首先，不能像有些人提出的放开管制、完全通过国际农产品市场来解决。这是因为，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农业投入持续增加，产品成本不断上扬，比较效益连续下降，该经济体的农业最终会被其他有比较优势经济体的农业所替代。另外，且不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全开放的农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仅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国内农产品供给全部放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一些主要农产品还是要靠国内生产来满足，对这些农产品保持较高的自给率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其次，要积极主动谋划，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

　　实行高农价、高补贴的制度安排。中国农业最终要走一条东亚型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的特点可概括为四高：高投入、高成本、高补贴、高农价。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人多耕地资源高度稀缺，这些国家即使是在实现了城市化以后，人均耕地面积也大大少于土地资源富裕型国家，为了在极少的土地空间上生产出国内所需的农产品，不得不选择高投入、高成本的农业发展路径。而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难以承担由“两高”带来的经济风险，政府就想尽办法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同时还通过边境保护抬高农产品价格，高补贴、高农价便应运而生。从过去12年我国农业发展实践看，农业收入80%以上都是靠提高价格获取的，那种既不想让农产品涨价，又不想提升补贴，同时还想让农民增加农产品供给的路径在现实中是难以找到的。因此，对农业实行高农价、高补贴的制度安排具有必然性。

　　适度扩大利用世界农业资源的规模和范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完全依靠本国农业来满足自身需要将越来越困难，付出的环境代价也越来越高昂。必须充分利用世界农业资源，适度扩大一些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以满足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中国农业既缺地又缺水，在保障国内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应该增加一些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进口，以减缓国内土地资源紧张的压力，同时还应减少耗水型工业品出口的规模，以缓解国内水资源供求矛盾。根据测算，2001年到2010年，通过世界市场，我们进口了数量可观的农产品。今后，我们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农产品的进口量，以腾出空间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